张鸣最新力作：历史的空白处

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的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的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遂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代。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
  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气”，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的大，而且足够的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小人不可得罪(2)
  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洋人遇见兵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满清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好说歹说，千陪情万陪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同样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只要地方军阀安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而且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1)
  我们的各种机关是特别喜欢发布禁令的所在，每年都有新的禁令出台，从不许上班时间打扑克，到禁止领导拥有女秘书，不一而足。有些禁令保持了跟法律条文的高度一致，比如不许受贿，不许贪污，不许泄露国家机密，禁止强奸幼女等等。有些禁令则保持了跟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比如婚事不许大操大办，吃饭限制几菜几汤，禁止接受异性按摩等等。不过，无论什么样性质的禁令，命运都一样，两个字：没用。既然没用，却还非要有，每年叙旧翻新，禁令套禁令，年复一年，谁都记不得到底哪个禁令是旧瓶旧酒，哪个是新瓶新酒，哪个是新瓶旧酒，反正不管新旧，禁令总是要出的。
  为何如此？其中的奥妙历史上早就有明示。清朝秕政，高官家的门子收“门包”，即对有事来见者索取贿赂，要算不大不小的一个。此风晚清尤甚，庆亲王奕劻多年秉政，权倾朝野，本事有点，但贪心更大，因此他家门子门包收的最多，也最横。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见庆王爷，都得留下买路钱，否则概不通禀。奕劻家门包的名声大，大到连西太后老佛爷都知道。知道归知道，老佛爷也管不了，对前来打小报告的人，顾左右而言他。一次，一位官员获派江西提学使（这是新政之后的官），按规矩得拜访各个军机大臣之后才能赴任，奕劻为首席军机，不能不拜，可巧这位官员是个穷京官，掏不出据说达72两之巨的庆王府门包，因此被挡驾。最后官员急了，指着门房墙壁上贴的奕劻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说了严禁，你们怎么还收？门子道：王爷那个话不能不这么说，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做，总而言之，大人您的银子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