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最新力作：历史的空白处

  清朝的门子是一绝。说起来，这属于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师承的想从事这个职业，得交学费学拜师傅学，类似幕僚，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师爷。凡是做门子的，官场上的事儿都门儿清。所以，《红楼梦》里贾雨村官场初入，居然得听门子的，了断葫芦案（不听估计不行）。门子的那番教诲——对案情之了然，对官场之谙熟，对世态（当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结舌。无怪乎毛泽东要把载有门子教诲的这一回（第四回）视为《红楼梦》的纲。这一次，奕劻的门子又说到点上了。
  说的不能不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作为禁令，必须说得字正腔圆，义正辞严。上级号召什么，老百姓反对什么，都要收到禁令里去，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官样文章，而且是官场公务。说，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表态。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时候，往往是官场某种陋行惹出麻烦，已达上听而且引起关注了。下禁令，白纸黑字，说明本级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重视了，表了态，要禁止或者遏制这种行为。做到这一步，至少上头再来查的时候咱有话可说。所以，说，说了，不白说。至于下了禁令有没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总之要考虑压力，计算成本，没有人会干亏本的买卖。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辞比较多，可以讲困难，谈国情，论条件，实在推不了，也无非技术问题，能力问题，只要态度正确，政治正确，一切OK。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潜规则吃掉了明规则，隐性制度吞噬了显性制度，但是细究起来好像又不全是那么回事。一来，禁令所禁止的也不尽为潜规则，往往只是潜规则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后果。禁止这些后果，自然要中止潜规则，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现状的，却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潜规则，而只是一些历史悠久而且适应一切事务的官场积习。这种积习，不仅对禁令产生作用，对别的官场行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干不好，坏事有时也干不太坏；二来，禁令也说不上是明规则，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几乎没有制度的意义，禁令贴出来，大家就在禁令下面照做“禁事”（这样的新闻照片，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态，一种对上不对下的表态，只有上面下来检查的时候，它才有临时的制度价值，上面的人一走，价值也就跟着走了，时间效应非常短。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2)
  从根本上讲，禁令不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即使对那些认真对待禁令的官员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设政的随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难免的下场。而且对于这些人来说，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规定的东西变成了政策性的禁令，这样做固然有强调的意思，但也有化法为政的嫌疑，一旦政随人亡，法也等于亡了。更何况，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随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无论治理者个人有无良好的道德愿望，个人品质如何，最后都会走向禁令归禁令，做事归做事的老路上去，禁令变成了例行公事，变成了没完没了的表态。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1)
  八个“样板戏”和文革中诞生的一些文艺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图34）已经很有些日子了。前一阵某些“红色经典”被网上“恶搞”，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劳有关单位，下令禁止。也不知是国人记性太差，还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在20年前，这些作品还几如过街老鼠，即使不是人人喊打，至少也没有人敢公开拿出招摇。记得那时候许多老干部和老资格的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样板戏就头痛，偶尔哪个电台如果不小心放了一段样板戏的唱段，马上就会招来一阵讨伐，有的老人回忆说，文革时他们受迫害，被造反派严刑拷打的时候，经常伴以样板戏的唱段。
  当然，这种事无疑是有的，笔者当年就见过。不过，打人用样板戏来伴奏，倒不能说是戏的错，当年纳粹用毒气室杀犹太人，如果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伴奏，恐怕也不能说是这两位音乐家的过错。显然，问题不在这里。凡是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样板戏跟文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文革“旗手”江青的精心培育的产儿，尽管后来有的创作者说过，是江青劫夺了样板戏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位“旗手”劫夺过来后，还真是下了了大功夫，一句台词，一段唱腔地推敲琢磨，以至于在每个戏上都印上了鲜明的“江青记”的烙印。样板戏不仅对文革的发动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几乎伴随着整个文革十年的进程，八亿人民，八个戏，既起到了给烦闷之极的人们消遣的作用，也给各种急风暴雨的斗争伴了奏。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唱错了词，而遭到批判，甚至丢了性命。文艺界的人体会应该更深，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样板戏不是戏，而是棍子，棒子和刀子，在样板戏的所谓创作原则的大棒下，多少作品和作者遭殃，样板戏的繁荣，意味着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百花凋零以及栽花人的倒霉。
  即使这些陈年老账都不作数，样板戏以及文革后期的作品，诸如《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之类，也由于那个特殊的岁月，不可避免地自身有着严重的缺陷。里面的“三突出”原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自不必说，所有的正面人物都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情感，所有人别说男女之爱，就是正常的婚姻，都谈不上，《红灯记》里的李奶奶还没出场，老伴就已经死了，李玉和根本就没有谈过婚嫁，而李铁梅年龄18，自然不能早婚。《杜鹃山》里的柯湘，据说跟丈夫关系不错，然而在柯湘露面之前牺牲了，至于《海港》里的方海珍和《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干脆是“妾身未明”，不知道single，还是double，好容易有个有丈夫，而且还活着的阿庆嫂，结果还让人家丈夫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连面都没让露。这样的形象，很难说是一种英雄塑造，只能说是造神，即使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也不一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当然，更不能反映中国革命的真实历程。这种概念化、脸谱化、为我独革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当年的鲁迅就很反感，曾经告诫人们，辱骂和恐赫不是战斗。不是说写了工人，歌颂了革命，就一定是革命文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拿着那些陈腐的货色当旗帜，兴高采烈地挥来挥去。
  在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里，红色代表革命，而在某些人的习惯里，只有最高大，最纯洁、完美无缺、最不可思议的英雄才配称革命人物，这样的人物，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应该是政治正确的，一路走来，都完美无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红色，这样的人物描写，才可以称作红色经典，即使这些所谓的经典的来路，很有问题，而且参与了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政治过程，身上带着无论如何都洗刷不干净的污点，这些人们还是觉得，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纯货。批了多少年的极左，但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要是左的东西，哪怕不近人情，不可思议，走到极端，也是可爱的。好像唯有如此，才是革命的正宗，标准的红色。
谁的红色？何来经典？(2)
  现在社会上有一股暗流，暗流上往往漂着革命的浮萍，在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下，大张挞伐的纵队开出来了，改革好像从开始就错了，改革所有的成果都是灾难，好像只有他们才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在革命的成败问题上，人民疾苦好像又不话下了。在似是而非的道德制高点上俯瞰，从前的一切，都有了正确的依据，已经做出的历史决议，仿佛都不算数了，改革初期所深恶痛绝的货色，似乎又有了可爱的颜色（据说是大红的）。“江青同志”炮制的垃圾，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红色经典，红色与革命，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可以被偷换成“文革”的同义词。
  难道，还真的让文革回来吗？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1)
  ——读史札记
  拳民就是义和团的成员（图35-1），这种称谓是义和团发生那个年月的，没有褒也没有贬，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教民。在那个农民起义比较被看重的年月，中学生都知道，义和团跟太平军不一样，没有统一的领导，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拳民，却穿着差不多的服装，黄布包头，红肚兜，行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处（拳坛）“亮拳”，表演神灵附体（上法），然后舞刀弄枪，用大刀片往坦露的肚皮上砍，扎枪顶着咽喉，展示“刀枪不入”的本领。从山东到直隶，从河南到山西，北方诺大面积的土地上成千累万的义和团，都差不多，好像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样。
  很长时间以来，义和团研究是个显学，但是学者都忙着给给义和团找根正苗红的“爹”（组织源流），只是这个出身好的爹，总也找不准，大家吵成一锅粥，有的说义和团源于鲁南半土匪性质的大刀会，有的说源于谱系上曾经有过造反历史的民间教门八卦教，有的则说是源于跟教会有冲突的民间拳会梅花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