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胡耀邦还说：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但都破裂了，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想算旧账，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198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胡耀邦还告诉蒋经国，不仅一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先生亲自致函蒋经国，要他：
  “同捐前嫌”，“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大业”1981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概括上述内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构想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2)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这一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这将是统一后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创造。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3)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4)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两岸都是中国人，如果因为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分裂，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对两岸的同胞都是极其不幸的。和平统一，有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全中国的振兴和富强。
  上述事实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台政策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由“一定要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自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一直使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三中全会后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就在实际上不仅承认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现实，而且承诺在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后，同样尊重这一现实，与台湾当局长期合作。
  第二，由“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转变为建议举行两党、两岸“平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按原来构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后，要按大陆方式进行社会民主改革，最后在台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谈判对象是台湾地方当局。邓小平对此次平等谈判解释为：不是中央与地方谈判，“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1995年1月31日，江泽民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江泽民之所以改变国共谈判的说法，是因为随岛内形势发展，已出现70多个政党与若干政团，民进党大有夺权之势，国民党已不可能一手遮天。如仍以国民党为谈判对象，不仅不能反映岛内民意，而且不利于台湾未来的发展。将两党谈判改为两岸谈判，不仅符合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而且具有前瞻性。至于谈判的名义，经过两岸共同协商，必将会找到“双方都认为合适的办法”。
  第三，确立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解决两党两岸关系。此点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捐弃两党前嫌，以尽快实现祖国统一的真诚愿望。
  中共对台政策何以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呢?据笔者研究：
  从主观上讲，是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20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又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计划。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要创造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就必须将对台的武力政策改为和平解决，逐渐消除两岸的敌对情绪，共同携手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身形象与美国对华政策均有所变化。就国民党而言，自退守台湾以来，不断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与教训，并且苦心经营，使台湾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民众生活的提高，使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与美台“断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在改变对台政策的同时，还采取了缓和两党、两岸关系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除了在军事上停止炮击金门、马祖外，在政治上，调整有关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在经济上，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其提供优惠条件与法律保障；在组织上，建立处理台湾事务的专门机构。上述诸项措施为促进海峡两岸走向缓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提出之后，立即在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作为台湾当局最高决策者的蒋经国，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却令海外有识之士大失所望。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刚刚发表之际，立即遭到蒋经国的强烈反弹。当日，一位台湾当局发言人根据蒋经国的旨意发表谈话称：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我们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教训，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合众国际社台北1979年1月1日电，载《一个国家两种                             制度》第2辑第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按照这位台湾当局发言人的论调推论，蒋经国不仅企图将第三次国共和谈的大门紧紧关闭，而且又将皮球踢回了北京。
  1月2日，蒋经国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答称：
  “在任何情况下，‘中华民国’绝不会与中共政权谈判，也不会与共产主义妥协。”1979年1月2日蒋经国答法国快讯周刊代表魏奈特问，载《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2辑第415页。
  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发表讲话称：
  “国人必须提高警觉，洞悉共党‘统战伎俩’。共党最近在达成与美建交的野心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对我发动‘统战’，诸如提出‘祖国统一’的口号，广播暂停炮战。都是恶毒的故作姿态，‘国人’应冷静地不予理会。”“共党的‘统战’居心……我们绝不能信，也不能上当。”1979年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的谈话，载1979年1月4日《中国时报》。
  时隔一周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我们为何不与中共谈判?》。社论学着蒋经国的腔调，宣称：
  北京正在不断对外播送“和平幻曲”，推销“和平膏药”，其目的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强势之下”，“伪装”和平，争取时间，“以延缓对它的攻势”，并“希图由劣势转为优势”。而且在共产党与美建交后，“更可藉和平之掩护来破坏远东太平洋的反共团结，彻底离间中美关系并妄图以此瓦解我士气民心”。
  社论还认为国共和谈“不是和平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在这种错误认识下，社论提出“绝不与共产党谈判或妥协”，“不与它有任何接触”，初步提出了“不妥协、不谈判、不接触”的所谓“三不政策”。
  同年1月12日，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秉承蒋经国的旨意，就《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声明，宣称《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中共利用美国与大陆建交后，“世人不满美国政府背信废约的错误政策，故意放出‘和平’的谣言，来迷惑美国人民，欺骗美国国会和舆论，企图软化他们支持‘中华民国’的意愿，破坏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的安定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