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据桂德昌称，章亚若是被人谋害的，但肯定不是蒋介石。她说从老先生的一生风流艳史来看，子承父风，也算佳话。另从章亚若暴毙后，在蒋氏族谱上，章氏兄弟已列其名，又是老先生赐“孝”字辈，并嘱蒋经国务必办妥这件事。由此看蒋杀儿媳的根据是不足的。
  至于宋美龄与蒋方良杀章亚若，更是无稽之谈。宋美龄与蒋经国虽有矛盾，但对蒋经国私生活却从不愿干涉。蒋方良为一深居简出的异国女子，很少涉足政务，加之她心地善良，根本不可能干出这种事。
  1966年，章孝严（右）、章孝慈（左）兄弟的合影至于说蒋经国杀章亚若，也不可能。据漆高儒记载：蒋经国对章亚若生产之事颇为关切。当章亚若在桂林生产时，蒋经国曾借机在桂林停留两三个月之久。蒋经国为什么对此事如此关心呢?漆高儒认为：
  第一，章亚若系青干班的学生。章亚若与蒋经国的恋情，在青干班的同学中，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他把章亚若送得远远的去生产，第一次出远门，她的母亲当时还蒙在鼓里，已有若干歉意，万一生产发生意外，蒋何以对青干班学生作交代?何以领导青年？所以心须负责照顾。
  第二，生双胞胎的机会并不多，此一喜讯竟然降临他头上，不免喜出望外，以蒋家的人丁单薄，快速地加添人口，自为快乐之事，应当承认漆先生的分析较为入理，既然蒋经国如此关心章亚若，是根本不可能去杀她的。但也有人提出为什么让章亚若远离赣州去桂林生产呢?据陪章亚若赴桂林的桂德昌称：
  (1)秀才出身的章亚若父亲及性情刚烈的母亲，反对女儿成为蒋经国的小妾，名不正，言不顺。现在章亚若竟然怀了蒋经国的骨肉，如何能让父母知道。
  (2)基于这个理由，她必须远循异地生产。在章看来，蒋在赣南整肃工作，树敌太多，一旦蒋、章关系传开，章可能成为敌人打击的目标，安全有虑。
  (3)蒋经国的挚友陈星吾，在湖南大学当教授，完全不涉及政治。陈在桂林有一栋住宅，远离赣州，章到那里待产，神不知鬼不觉。
  此一解释可谓天衣无缝，因为桂德昌是唯一陪章在医院生产的人，作为第一见证人在若干年后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讲的话，是令人可信的。当桂德昌在章亚若暴毙后将章给蒋经国遗信转到蒋手中时，蒋经国“顿时面色凄然，双手颤抖，悲戚凝噎，眼泪沿面颊而下，久久不发一语，忽仰天长叹，欲言又止”。显然这是蒋经国对章亚若的真情流露。由此推断，说蒋经国杀章亚若也不可能。
  那么，既不是章亚若自杀，又不是上述4人所杀，又是谁杀的呢?桂德昌称章亚若在生孩子4个多月后，忽患腹泻，后由广西民政厅厅长邱昌渭派车送至省立医院就诊，陪同者只有桂氏一人。随后经医生打针，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却突然病情恶化，终告不治。章在弥留之际，自知遭人毒手，随后让桂德昌取来纸笔，给蒋经国与双胞胎都留下遗嘱。至于章氏真正死因，桂氏只说遭人毒手，至于谁人所害，未予明说。
                             
  漆高儒先生认为有可能是特务所害。据他回忆，蒋经国在广西待了两三个月光景后，由桂林返至赣南，后又至重庆探视其父。此时正逢留俄同学黄中美、徐季元联袂与漆高儒在专员办公室见面，黄中美系特务人员。断然称：“章亚若在桂林招摇，以蒋专员夫人自居，将秘密之事公开，将损害经国之前途，要把她干掉。”徐季元则说“不可孟浪从事”。黄则称：“经国之前途比一条女人的性命重要。”根据漆高儒的分析，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今，章亚若之死仍是个谜。
  章氏死后，蒋经国对其后事料理颇周。据漆高儒回忆说：
  (1)对老父及蒋方良一直守密到底，不使家人为此事忧心。
  (2)对章亚若家有妥善的照顾，能对留下的双生儿于战乱时安全地生活，财用上的接济，当然也是主要之点。
  (3)对孝严、孝慈从命名开始，一直照顾其成长，读书、留学、就业，都由指定人负责，这个父亲像是出远门的人，虽在桂林、南京相见后未谋面，但来自父亲关切的父爱，对这双生儿并不比一般人为少，甚至还稍多，若一般穷困的家庭，孩子想留学便是一个大难题。
  尽管漆高儒讲的是实情，蒋经国对章家和双胞胎照顾较多，但与蒋氏三兄弟相比，章氏兄弟所受痛苦要多得多。据章孝严自己回忆，他1949年随家人至台湾新竹。他舅舅在新竹买一店面做生意，但生意并不理想，可以说是都失败了。在50年代初期，整个台湾经济都非常艰困，小孩子上学，头是光的，脚也是光的，班上只有他跟弟弟穿鞋。小时，他曾和弟弟到附近池塘、小溪游泳，抓过蛇，烤过番薯，也用弹弓打过鸽子，跟一般孩子没有差异。一直到初三，心里面多多少少对双亲不在身边而有所感伤。“真正痛苦的是，在学校与同学有任何争执或受到委屈时，回家后很难找到适当的人来诉说。”初中过后，“家中经济情况并没随‘国家’经济发展而改善，反而更困难了一些，我想，很少人会相信，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里没有沙发，家具都是竹子做的。连当时已很普遍的收音机和电扇都没有，更别提电视机。我们的盥洗设备也没有抽水马桶。洗澡用的是澡盆，把热水烧好后再调冷水。高中时是物质上很艰困的一段时期”。
  章孝严承认，艰困的环境对于他坚定的个性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外间传说有特别人士相助他们弟兄，他一直持否认态度。他说“把我抚养长大的就是外婆和舅舅”。他还说：“愈经过煎熬，韧性就愈强，奋发的精神也就愈旺盛。所以对那段辛苦的日子，我的确是怀着感激的心理来看待。”他说他在大学毕业后服了兵役，然后参加“外交官”特考，成绩不坏。章氏还说：“我不认为我的朋友，甚至于亲戚里面。会有人主动要我进入‘政府’机构，或进入政界。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或表现，‘外交部’，是一个硬碰硬的竞技场，不可能马马虎虎地就让你混上来。”
  从此，他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
  章孝严在“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受训一年后，被送到比利时学习法文2年。在比利时的第二年，他以宗教仪式结婚，当时结婚仪式极简单，只是请同学吃顿便饭。台湾当局驻比利时“大使”不知章孝严何许人也，故未参加章的婚礼。由比利时返台后不久。被派到“外交部次长”办公室当秘书。1974年章氏被派到美国任三等秘书。
  章氏说在美最初几年相当辛苦，没有得到任何体恤：“我与内人带着大女儿，在冰天雪地的2月抵达华盛顿，人地生疏。找房子住，空的太贵，便宜的还没空出来，只好借宿到当时先到美国的一位左姓三等秘书的家中。”
  章孝严的说辞尽管是实情，但漆高儒的说法也不是无稽之谈。就在章孝严任台湾驻美“大使馆”秘书3年零7个月之际，他被台湾“外交部次长”钱复调回担任“北美司”科长，后升为“司长”。章氏交游甚广，各界都有许多朋友，掌握各种方言兼两门外语。他可算是蒋经国最能干的儿子。1986年8月，蒋经国为让章孝严掌管“外交”大权，又悄悄将他提升为“外交部次长”。如今蒋经国已去世多年，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章孝慈先后随父而去，只剩下一个章孝严了。
  蒋经国除了让蒋家第三代放手抓权之外，传子部署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清除传子的障碍。这一障碍就是当时权势熏天的王升势力和与蒋家发生离心倾向的蒋彦士。
  王升，这位江西老表，1916年出生于一个农人之家。早年追随蒋介石，属黄埔系。毕业后在江西军队中任文书，蒋经国返国后，王升参加了蒋组建的三青团，追随蒋于鞍前马后，成为蒋经国赣南派政工系的骨干，专门从事蒋的私人事务。追随蒋经国初期，王升可谓是趋                             炎附势、“报忧最好先报喜”的典型。王升的同学曹云霞说：
  “王升对于这一套确有独到功夫，同学都明白他对蒋氏是知情上报最勤最多的一个，他曾经鼓励同学也这样做，并且推广他的要诀：报忧最好先报喜。”
  王的具体办法是：
  “他向蒋主任送情报，多是先恭维蒋氏的英明卓越，并具体举出蒋氏某句话、某项措施深得人心，备受拥戴或报自己效命的‘功绩’，让蒋氏高兴得意，然后再报‘敌情’、‘异态’、‘不利情况’，等等。这就是每上报一次，就先讨得一回欢心。”
  抗战胜利后，王升摇身一变，又成为政大学生，后任青年中学校长。蒋经国与俞鸿钧赴上海出任经济督察时，王升又协蒋组建“戡建”大队，棒打“上海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