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解除戒严”就是解除1949年5月19日由台湾省政府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的“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废止因实施戒严而制定的30种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代之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
  (2)开放“党禁”。蒋经国认为：此一问题与“解除戒严”同等重要，他强调与党外势力的沟通政策。在“解严”后，恢复民众的结社权，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同时实施修订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对政治团体的组织与活动进行“立法规范”。
  (3)充实“中央民意机构”。作为台湾民意机构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是1947年国民党迁台前的产物，但经几十年形势的变化，如今早已失去应有的代表性，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大笑柄。党外反对势力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蒋经国认为，此问题不解决，党内外对立情绪与矛盾很难消除。因此，蒋经国与属下商量的结果，原则上决定废止“国大代表递补制度”和建立“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休制度”，并大幅度“扩充台湾地区增额民代名额”。
  (4)“地方自治法治化”。此问题也是国民党内外政治歧见产生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党外势力地方人士一直强烈要求制颁“省县自治通则”，使台湾取得“自治”地位，“省主席”和“院辖市长”由官派改为民选。据台湾新闻透露：蒋经国已下决心在不修改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制颁“省县自治通则”、不制定“省自治法”的情况下，径行制定“省”和“院辖市”的“组织法”，并将“省主席”和台北、高雄“院辖市市长”，由官派制改为经“行政院长”提名，相关会议同意后任命：
  (5)“革新党务”。这是国民党自身的改革问题。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端在国民党中普遍存在。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蒋经国提出要以“党的革新带动行政革新”，并以“行政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从蒋经国大量关于“政治革新”的讲话看，他视“党务革新”为“政治革新”的关键所在。如何推展“党务革新”呢?蒋经国提出：“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蒋经国决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方面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整顿，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的组织、训练、教育与社会、文化、海外等方面的工作。以充分发挥组织效能，“提高党的竞争能力”，俾能适应台湾的社会变迁与“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后的新形势。《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36页。
  (6)调整各项政策。为适应各方面形势变化，蒋经国决定在内外政策和做法上增加一定的灵活性，以配合内部统治体制的改革。在拟定的调整政策中，最主要的是调整对大陆的某些做法。同时也包含改革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改善社会风气等。
  上述6项内容的拟定，表明蒋经国敢于在晚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甚至不惜“个人的生死毁誉”，以“向历史交代”《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141页。。此                             后，蒋经国便在全岛展开了政治革新运动。
  任何政治上的变动都具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进入了重大的变动时期，随着出口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走向解体，一个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逐渐代之而起。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导致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变动的总体趋势是：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往城市，农民阶级走向衰微；劳工数目激增，迅速变为人数最多的阶级；民间私人资本不断扩增，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迅速壮大。由于台湾当局不关心工农大众的利益，致使数千农民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广大工人不                             满台湾社会现状，强烈希望改变自身处境，要求民主、平等的权力。中产阶级也同国民党当局矛盾日渐加深，不满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主张进行民主的温和的改革，要求在某些方面重新分配权力，以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参与权与发言权，使本阶级获取一个更加有利的社会活动空间。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较年轻又受过较好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由于希望使这个‘国家’发展为一个多元的代议制民主而对国民党不满。”彭怀恩：《中华民国政治体系的分析》第227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特别是随着党外势力的迅速崛起，就连一些国民党人士也要求当局改变保守、僵化的政策。
  80年代中期，台湾一些有识之士首先要求台湾当局改变僵化的大陆政策。“立法委员”朱建人、郭瑞训、蔡胜邦、杨宝琳等人曾多次在“立法院”向当局提出质询，要求改变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实行两岸盼望已久的“三通”。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胡秋原主办的《中华杂志》就当局的“大陆政策”发表社论称：
  格于形式，当局的“不接触主义”已“不能维持”，必须重新考虑，并强调如“不改变不接触政策”，不但不能鼓励投资意愿，而且一定会使经济萧条。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及舆论界吁请台湾当局在海峡两岸关系上“必须弹性求变”，采取“突破性”做法。这些主张反映在由当局授意召开的两次研讨会上。第一次是8月间由《工商时报》(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主办)出面举办的题为“大陆经济改革与台湾经济发展策略研讨会”。与会者从经济角度论证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及台湾的对策。其结论与建议是：大陆形势稳定，经济体制改革“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并会“继续下去”，将对台湾产生“压力”，对此，台湾除“强化经济力量外”，应以政经分离原则，处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关系，并主张实行和扩大“双向转口贸易”，绝不能“只出不进”。第二次是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文化基金会与《中国论坛》杂志社举办的题为“‘国家’未来10年发展之探讨座谈会”。经座谈，台大教授杨国枢代表与会者作总结说：大家的“共识”是台湾“现存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与政治有绝对关系，无论就理论推断或现实分析，台湾保持现状将日趋困难”。为此，他呼吁当局“采取弹性政策以谋开创新机”。
  工商界也有不少人要求当局开放与大陆通商，向大陆寻求出路。早在1980年初，台湾大同公司董事长林挺生及声宝公司董事长陈茂榜通过港商在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刊登了外销产品广告。广告一登，震动台湾，国民党内保守势力对此大加攻击，说此举是“违反‘国策’的行为”，是“卖国贼”。而工商界则以“在商言商”为由，反击保守势力的攻击。1985年，台湾内部就海峡两岸“间接贸易”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攻击。争论中，压倒性的意见是：“格于形势，间接贸易，无从防止。”
  党外人士在1985年发动对国民党多次进攻。5月份，台省“无党籍省议员”黄玉娇、洪月娇、蔡介雄、谢三升、博文政、苏贞昌、游锡塑、陈启吉、简锦益、廖枝源、陈金德、周仓渊、林清松、余雅玲等14人，以强行通过“法规”有违“省议会法规”为由，集体辞职予以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在台“政治运作”进行改革。12月20日，新当选的台湾“省议会”第八届“议员”黄玉娇等15人在宣誓就职时，集体退席，反对国民党干涉“市议会”运作。《中央日报》认为，党外人士的上述举动，“无异是借此事端提升其影响力，加强对执政党的压力”。
  由于台湾当局固守僵硬政策，加之内部经济萎缩，社会问题严重，导致台湾各阶层人士对台湾前途感到茫然，出现了“信心危机”。当台湾当局宣布对中共实行“三不政策”后，台湾民间出现了“新三不”(不讨论、不研究、不认同)。台大教授张忠栋发表看法说：“新三不”不仅是针对国民党“三不”的“一种反作用”，而且“是对各种问题都感到失望的疏离感”。他还举例说：几位教授和一位将军关门谈“国事”，大家交淡宝贵意见之余，都想不出具体的做法，“只留得一片唏嘘慨叹”。另外，曾有几位音乐评论家、画家、报纸副刊主编等在一起吃饭，很想联名撰文，就“国事”提出一些具体恳切的建议。但建议什么?建议“政府”改组?建议改革中央主管机关?建议取消“戒严”?建议“反统战”?这些过去说得不少，现在更加难说。大概正因如此，所以联名撰文之议也就没有着落。
  鉴于1985年台湾内部发生多重困难与事件，有识之士提出了“政治革新”主张。青年党主席李璜说：“台湾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不在外敌，而在‘内溃’，国内的经济繁荣不再，‘政治改革’不通，承继发生问题等三个危机均足以导致‘内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