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另外，蔡长洲还活动前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及台北市党部主任关中，助其于1983年以国民党提名候选人身份，当选为“立法院”的“增额立委”，一跃而成为所谓的“民意代表”。其后，他又以“民意代表”身份进一步结纳权贵。据“司法部”调查发现，蔡每年用于官场的交际费高达29亿元。正因如此，在“十信”案发停业当天早上，竟还有几位“立委”打电话给“财政部长”陆润康，为蔡说情，要陆慎加考虑处理“十信”案的后果。
  蔡氏家族除以金钱拉关系外，还利用众多子女搞姻亲裙带关系，庞大的家族势力，几乎延伸到台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十信弊案”是继江南命案之后对国民党当局及蒋经国的又一次巨大冲击。据港报透露，“总统府资政”、前“行政院副院长”余井塘闻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大骂财政官员“误国”，结果俞愈说愈激动，突发脑溢血，当场昏迷后死亡。余井塘之死说明“十信弊案”对国民党当局者冲击之深。有人提出“行政院长”俞国华辞职，也有人说此案“导致台湾社会信心危机的加深”，就连《中央日报》也哀叹道：“十信弊案”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之大，使当局形象“受到莫可名状的损失”。有鉴于此，蒋经国也深深认识到：
  “环境如此的艰难，整个世界局势如此的复杂，而在许多地方我们干部同志的表现又是如此的不积极、不振作，忘记革命的责任，遇事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计较个人升官发财”，只为自己计算。“如果以得失来衡量，的确是失多而得少。”蒋认为这是“‘政府’政治结构存在缺陷”所致。基于此认识，他要求国民党党员“振作起来”，“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加强组织整顿与民众间的联系，以新的做法，新的气象，革除以往的积习。否则，“将来的前途是很危险的”，“最后就会导致我们的失败”。蒋经国1987年7月8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的讲话。
  蒋经国大张旗鼓地推展“政治革新”，不仅仅是受岛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有岛外的压力。环顾80年代，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和平、民主、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台湾周围的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在不断地倡导维新，加速民主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在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台、美“断交”之后，美国从其在整个世界及亚洲地区的利益考虑，认识到一个亲美反共“民主政权”要比一个亲美反共的独裁政权更稳定可靠，更能维护美国利益。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们以美国式的“西方民主”为标准，要求                             别的国家和地区仿效。美国国务院前中国事务科长费浩伟对台记者的一次谈话表明了美国正在对台施加压力，他说：美国在台主要利益之一是经济及相关的投资及贸易：第二是美国在台有军事战略利益；此外美国在台还有道德的利益。为了维护美国在台的利益，台湾当局对美国应该是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
  当时在美国国会中，一些议员对台湾当局表现出非常急躁的情绪，不惜亲自出马，成立了“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警告台湾当局不要“筑起高墙竭力阻挡改变现状的民主潮流”，不要“无意改造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追求的民主政治思想”。他们还提出警告：“台湾再次延阻民主政治的推行，可能严重损及美台之间一向密切的关系。”
  1985年9月，台警方又制造了李亚频事件，更使美国恼火。李亚频是老国民党员，早在抗战时期曾在军统服务。随国民党撤守台湾后从事电讯工作。后与丈夫陈韬创办一家短期通讯补习班，后改为国际商工职校，因经营有方而发迹。李亚频口才颇佳，并能讲流利的日语、英浯、国浯、台语与客家语，加之交际甚广，使她创办的学校名气越来越大，学生人数由120名发展到12万名。当时，李亚频想办一份报纸以保护学校，但此愿在台未能得以实现。其后，李在美国申请居留权，全家迁居美国，加入美籍，但仍持有台湾护照。
  1981年，李亚频在美创办《国际日报》，其主要内容是台湾、大陆与香港新闻，其立场忽左忽右，无一定性。李亚频在创刊之际，就曾刊出她专访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的新闻，而且两人名字均用大号字体，照片也刊登在版面上。专访内容涉及国共两党一些敏感话题，曾在美籍华人中引起轰动，从而使《国际日报》一炮走红。当时有人猜测《国际日报》是一份为中共利用的报纸，也有人说后台是情治系统的老板王升，还有人说该报对国民党是“大批小处，护卫大处”，对中共是“大捧小处，大批大处”。李亚频一面办报纸，一面于1984年11月返台定居，并于1985年5月参加高雄县长竞选。62岁的李亚频竭尽全力，凭着她一番巧嘴，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同。但当7月底选举揭晓时，李却名落孙山。对此，李亚频表示不服，并立刻在学校筹办一份社区刊物《国际周报》。准备揭露国民党选举黑幕。正当此项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李亚频被台湾警方拘捕。
  李亚频被捕后，在美《国际日报》上立即发表社论，指责台湾当局“钳制舆论自由，蔑视人权”，同时通过私人交往运动美国政府，要求伸张正义。两月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这一做法“与民主政治的观念不符”，要蒋经国释放李女士。“不宜多所延搁”。翌日，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逮捕李亚频“乃为对美国人民和法律极不尊重的行为”。此后，美国众议院经过辩论之后，还以口头表决通过一项有关要求台湾加速民主化、开放“党禁”、取消“戒严令”、台湾人权与民主政治发展的233号提案。在此之前美国人权小组也有一些人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速度太慢表示抱怨，基于台美的特殊关系，台湾当局虽对美国这种露骨的干涉做法深感不满，但也不敢公开或直接反对。在美国压力下，“行政院长”俞国华等人纷纷出面对美表态，说将“‘依法’公平处理此案”。9月26日，台湾警方被迫释放了李亚频。警方在逮捕李时，罗列了所谓“涉嫌”迎合“中共‘统战阴谋’”，“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的罪名。如果这一罪名成立的话，按照蒋氏字典，作为国民党的“叛徒”不成为江南第二，也要成阶下囚了，怎么能很快释放呢?台湾《八十年代》周刊对此评论道：事实上，抓人的情治单位可能根本没想那么多，他们要抓就抓，只因为她曾经是情治人员，想要制裁“叛徒”；或因为她在台湾朋友间私下传阅那篇专访柴泽民的文章，想加以制止。情治单位可能认为抓一个李亚频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还不是手到擒来?不巧的是，毫无节制的国民党情治部队夜路走多了，这次恐怕要碰到鬼了。
  李亚频案使台湾当局受到沉重打击。台报称：李案对台湾当局及蒋经国“形象之伤害”，为刘宜良命案“留下未愈的伤口上又划下了一刀”。为了改善国民党的形象，蒋经国在接待美国访台人士时，多次宣称要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
  蒋经国晚年提出“向历史交代”，除了美国的压力外，也有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台湾当局以巨大压力。蒋经国认识到：如果继续坚持传统的“大陆政策                             ”，势必导致民心丧尽，偏安台岛局面难以为继。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能够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据笔者研究，主要原因是：
  (1)企图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蒋氏父子在大陆和台湾几十年，曾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政界与民众中积怨甚多。蒋经国病逝后从台岛刮出的翻案风就是明证。蒋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缓解社会矛盾和获取民众的好感。
  (2)谋求身后的“长治久安”。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讲国民党的责任和“向历史交代”，其原因就在于他看到要维持国民党在台统治，就必须实行“改革”。要“改革”就使国民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即“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各个在野“合法政党”将与国民党展开竞争，“台独”势力也将会更加猖獗，为防止“暴民政治”，适应“政党政治”的新形势，并在多党制衡中保持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就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再改造。
  总之，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代”的做法，有其被动的因素，亦有主动的因素在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变革求生存，“变被动为主动”，改善蒋氏父子和国民党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缓和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争取党内外人心，长期维持国民党偏安台岛的局面。
  蒋经国的“革新”决心虽然很大，但“改革”的阻力也很大，这股阻力首先来自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据台港报载：保守势力以“司法院长”黄少谷为其总头领。这位历经四朝的国民党元老，被誉为台湾政治上的常青树。当他83岁高龄时，还被蒋经国委以“司法院长”的重任，在“五院”之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