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他与过去国民党内结群成派的人不同，深深懂得以退为进、深藏不露之道。当蒋经国指派12名中常委分组研议“政治革新”六大议题时，总召集人兼第一小组召集人严家淦病倒之后，蒋经国未让资格最老的黄少谷顶替                             遗缺，反而委派“副总统”李登辉接替严家淦，黄虽不满但未露不悦之色，反而更认真研究第二组的“解严”与组党议题。但在某些关键时刻，黄的若干极具意义的举动，都表现出保守势力反扑的影子。
  例如，正值国民党内外执行沟通政策之际，“司法院”将已经搁置许久的《蓬莱岛》案适时宣判。接着，党外知名人士郑南榕被捕，颜锦福也被起诉，林正杰案进行宣判，周伯伦遭传讯，等等。虽然这些都是在强调“司法独立”情况下进行的，与政治无关，但“时间的巧合”、“动作的密集”，反对派人士认为均非寻常，因而他们便从这些现象宣称：不能以单纯“司法”案件视之，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动作。
  又如国民党当局纪念“双十节”，黄少谷又适时发表一篇“宪政与法治”的演讲，内容非常保守，与国民党、蒋经国主张的“革新”路线极不相称。据台湾舆论称：这项演讲系由保守势力向蒋经国争来的。于此时做此动作，意义颇不寻常。
  再如对蒋经国实施的本土化政策与沟通政策，均遭到来自四方面势力的反对。首先是受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其后保守的军方跟进。翻开军方喉舌《青年日报》、《台湾日报》，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反对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把那几位负责沟通事务的党内高官称为“政官”。王升派也反对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其因是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出自李焕的建议，李焕与王升失和，致使王升系统人马反对这一政策。再者，“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也是蒋经国“维新”路线的反对者之一。据报载：“资深立委”各派领袖人物联名上书蒋经国，坚决反对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资深国代”也积极进行上书活动。台湾《雷声》周刊1986年11月1日。
  蒋经国的“维新”路线，不仅遭到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同时也遭到党外势力特别是民进党的反对。民进党与蒋经国之间对“革新”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是民进党反对蒋经国“革新”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国民党认为，“革新”以不改变“法统”和坚持“三项原则”(“不得违反‘宪法’、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为前提，又称“体制内改革”。民进党则主张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的“法统”，又称“体制外改革”。由于双方观念上的对立，因而不断展开斗争。面对各种反对势力，蒋经国深谙老爸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的格言。同时，他在多种场合批评少数人“惟恐天下不乱”，告诫“革新派”，要靠决心、勇气和魄力来贯彻“革新”路线，“唯唯诺诺的工作态度”，“优柔寡断”，必然会影响“革新”路线的推行。他一再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增进我们内部的团结”。同时，蒋经国在1986年底国民党中常会上和1987年元旦祝词中均声称：要以“新的认识，新的做法，开展新的形势”，要“努力追求革新”。蒋的谈话与文告明白宣布了：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坚持既定的“维新”路线。
  而今，蒋经国早已作古，他发起、推动的“政治革新”，也因国民党丧失“政权”而告失败。对于蒋经国推行的“政治革新运动”，岛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估：一种观点认为，“政治革新”的推行，使国民党从此迈向一个新时代。另一种观点认为，蒋经国的“政治革新”是换汤不换药，不会给台湾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笔者则认为：这两种评估均有不妥之处。应该看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有利于加速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革新”党务有利于改善国民党自身的形象。同时也应看到。因蒋经国晚年的政治举措占有很大比重的被动因素，加之他的阶级立场与指导思想所局限，也有许多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又被台湾当局不断扩充，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诸如：既宣布“解除戒严”，又制定所谓“国安法”；既同意开放“党禁”，又不放弃反共“国策”；既让台胞赴大陆探亲。又设置多种限制。这些政策充满了自相矛盾，因之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根本解决台湾岛内存在的诸种问题。
  早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蒋介石深感大陆败局已定，为防止不测，决心全力经营台湾。蒋的嫡系爱将、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根据蒋的指示，以台湾政府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于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严令”，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令”。
  “戒严令”规定：自5月20日起，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下仍予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戒严”时期规定的禁止事项是：
                             
  (1)“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各城市必要时，由各地“戒严”司令官依各地情形规定实行外，暂不宵禁”；
  (2)“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
  (3)“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
  (4)“无论出入境旅客均应遵照本部规定办理出入境手续，并受出入境之检查”；
  (5)“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
  (6)“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
  (7)“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
  (8)“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第62页。
  颁布“戒严令”的目的：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是为镇压岛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自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日起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一例，也为陈诚所始料不及。随着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岛内民主力量迅速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意台湾当局的军事独裁统治，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大趋势下，党外势力便将“解除戒严令”与开放“党禁”作为反对国民党的主要目标。
  在《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的最主要战场就是选举，只有通过选举，党外势力才能“合法”地从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争得部分职位，以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当时，党外势力候选人提出“延续党外香火”“追随前辈脚步”等政治诉求以争取选民支持。《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家属直接参加竞选，更具有向当局挑战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都出来参加因台美“断交”而中止的1979年“中央增额民意代表”选举。
                             
  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观众诉说她的政治追求：
  “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第143-14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
  由于周清玉、许荣淑将自己的政见用最易打动公众社会感情的方式表述出来，加之社会公众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及对《美丽岛》案受刑人的同情，党外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许荣淑、黄天福、黄煌雄等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后尤清又当选为“监察委员”。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维持着20％的选票，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翌年底，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成绩也不错，党外势力开始走出高雄事件的阴影，意味着党外运动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