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解严令”实施当日，台湾《民众日报》刊载海内外学者谈“解严”与“国安法”。美国一大学教授称此举有换汤不换药之感。谢善元先生认为用“国安法”代替“戒严令”，是多此一举。台大政治系主任蔡政文则认为“国安法”是大杂烩，其作用类似古时的尚方宝剑，以吓阻“解严”后混乱的局面。
  民进党对国民党当局以“国安法”取代“戒严令”始终持坚决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国安法”是“恶法”，与“戒严令”相较，是换汤不换药。民进党负责人康宁祥对记者称：“我们小心地观望着‘政府’的下一步，在很大程度上目前政治环境仍不明朗。”
  如果现在断定台湾“解严”就一定会“迈向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如果说“解严”与“戒严”一样，也欠公平。如果将“国安法”与“戒严法”及有关“法令”作一认真比较的话，即可发现台湾由军事“戒严”体制向“法制”方向转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例如：台澎地区的安全管理权，由过去军事机关改为行政警察机关负责；海防管制线范围大大缩小，由原海岸管制线1411公里缩短为541公里；人民也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自由与权利。再如：军事法庭权限缩小，“司法”权限扩大；对“违法”者量刑较轻。当然也应看到，“国安法”与“戒严法”在根本上有一致之处。再者，蒋经国解除“戒严”的主观意图是缓和台湾社会的矛盾，然而在事实上却为党外势力中“台独”分子提供了公然宣称“台独”主张的有利条件。例如，1987年4月，郑楠榕在一次反对“国安法”的群众演讲会和杂志上公开称：“我主张台湾独立。”6月12日，民进党成员江盖世举着“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标语牌在“立法院”门前静坐抗议，反对制定“国安法”。民进党党籍“立法委员”尤清在“立法院”院会上公开呼吁台湾当局以独立身份重新参加世界组织。8月，民进党一些持“台独”观点的成员发起“海内外共同声援台湾人有主张独立的自由”签名运动。同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在台北宣告成立，并将章程草案中的“台湾之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人民共同决定”修改为“台湾应该独立”，使台湾岛内首次出现了公开打出“主张台湾独立”旗号的第一个政治团体。从此，“台独”活动在台湾岛内日趋猖獗。
  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虽然口口声声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但对“台独”活动实际采取纵容政策，特别是他继任第八任“总统”以来，不但特赦了一批“台独叛乱犯”，而且还邀请海外一批著名的“台独”分子回台参加“国是”会议，让他们登堂入室，宣扬其主张。台湾当局又借口进行“政治民主化”，对“台独”的言行包庇、纵容越来越明显，致使“台独”活动更加猖獗。总之，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既有其积极作用，又有其消极影响。
                             
  随着蒋经国宣布解除台岛“戒严”，“党禁”也被解除。各种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此良机，纷纷登场，使台湾岛迅速出现了一个竞相组党的局面。
  与竞相组党局面相呼应的是社会团体到处出现，据台报载，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在册的台湾社会团体就多达137个，而不愿登记自行组织的党派和不具党名的政治团体，则也为数不少。党外势力组党从“非法”到“合法”，可以说是国民党退台近40年来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表现为民进党结束体制外抗争，走上了以“执政”为目标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现为国民党接纳了众多“合法”对手在“法律”基础上与之进行竞争。
  从很大程度上讲，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有老兵呼声的印迹。
  据台报统计，台湾大约有40万国民党退伍老兵。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是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的。当年蒋介石提出5年即可获得“反攻大陆”成功，让他们即时返回大陆老家。然而蒋介石开出的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随着祖国大陆的日益强盛，“反攻大陆”终成泡影，老兵归家无日。为了排解怀乡思念之情，起初老兵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后来时间一长                             ，便在台湾形成了思亲热、寻根热。有人将这种强烈的对故乡、亲人的眷念倾注于笔端，发出“有家愧我归难得”等感叹。60年代于右任在临终前写下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句，震撼了台湾岛。70年代以来，台湾新闻界、史学界、出版界等纷纷以“根”为主题，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于是，在台湾引发了返籍求谱、认亲归宗热。80年代中后期，台湾大陆籍民众的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人们的眷念之情由文字转为行动。不少人经由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赴大陆省亲、祭祖，这种行动最后竟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台湾的报刊上，人们经常能读到类似“近乡(大陆)情更怯”的文章，胆大者更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尽管此时台湾当局仍“禁”字高悬，不许民众赴大陆探亲、祭祖，但在老兵的强烈呼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返乡探亲运动在台岛展开，最终迫使台湾当局对其“大陆政策”做了某种调整。
  据国民党退伍老兵讲：“我们这一群来自大陆的退伍兵对国民党，从当初的‘坚决拥护’、‘矢志追随’，演变到今天的‘怨声载道’离德离心；这不单单是因为国民党在物质上亏待我们!物质上的欠缺，固然是造成许多老兵退伍后流落街头的原因；以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悬殊，‘人为’政治所造成的贪污腐化，每每使我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心理上的不平，最令我们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的，那就是国民党当局，30多年来坚持其违反人性的‘政策’，不让我们大陆来的民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与大陆亲人有联系、探望的机会。”“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凛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香港《广角镜》1986年5月号。
  一位13岁从军抗日，1949年离别妻女随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老兵，数十年久别之痛，致长期失眠，病魔缠身。风烛残年已无所求，唯一期盼骨肉相聚。也有的老兵说：“一个最公平的事实，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到家乡去，唯有在台湾的中国人不能。”他们说：“时代的悲剧，更不应由我们这一群去独自承担。”他们要求当局“大发慈悲”，“让我们也能跟全世界的中国人一样，让我们能安心地回去看看亲人吧”！1987年6月1日《台湾日报》。
  1987年初，一些退伍老兵和国民党老人纷纷自发地组织各种自救团体。首先站出来走上街头抗议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老兵叫何文德。
  何文德是湖北房县人，17岁离家入伍，其后几乎转战大半个中国。他说：当时社会战乱，民生凋敝，当兵是贫瘠省份年轻人唯一的出路。1965年他从炮兵上尉一职退伍后，加分考入中央大学企管系。当时他的台籍妻子服务于中油公司，是他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当兵当了18年，35岁退伍，就在台湾混。最初还算顺利，后来运气就不好了。这几年老了，根本就没事做。”
  1965年何在大学就读期间，曾托人从海外转寄信回故乡，而海外友人寄来他母亲的回信与照片却始终未曾收到。多次经验使他判定家书是遭邮检扣留，而他母亲却于第二年去世。为给老母坟上添一把土，他决心发起返乡运动。
  在街头，何文德身着白衬衫，正面写着“想家”，反面则写着“妈妈，我好想念你哟”①。鲜红的广告颜料像在滴血。何文德在抗议的时候，最初用“返乡运动促进会”的名义，还用了“退伍军人联谊会”和“抗暴义士”的名义。何说：“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自己和自己联谊，这些名称是用来吓唬国民党的。”为唤起老兵的力量，何在一些支持、同情者的帮助下，经常出入老兵聚居的“荣民之家”、“荣民总医院”，散发印有返乡探亲主张的传单。为此，常常遭到便衣警察与“荣民之家”管理人员的殴打。在此情况下，何的妻女劝何放弃上述做法。何则豁出去了，他为了不连累妻子儿女，决然与结婚15年的老伴“离婚”，又立下遗嘱，将后事转托杨祖療等人。其后走上街头，为宣传返乡探亲奔走呼号。
  1987年5月2日，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成立，发起人是何文德、李秉诚、江诗长等，成员约有600余人，是台湾最引人注目的返乡探亲团体。当日，何文德同其他人将8万多张写有返乡探亲诉求的传单分发给路人。5月10日母亲节，何文德等人又在“国父纪念馆”发起“遥祭母亲”仪式，正式揭开返乡探亲运动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