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1988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祖国热烈欢迎台湾同胞的诸项举措，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探亲潮，演出了一幕幕骨肉情深的活报剧。第一个回大陆的团体探亲团是由何文德率领的。这个团一行14人，绝大部分是孤苦一身的国民党老兵。探亲团在大陆访问了半个多月后，经香港返回台湾。何文德在广州向记者称：这次家乡之行的目的，一是返乡探亲，二是加强民族的融洽，半个多月探亲观光，从一定意义上讲，实现了这两点。1989年1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探亲热必然导致观光热、通商热。在台湾繁华街头，许多年轻学生议论纷纷：“我们也想去大陆。”在台北市书店和摊头，大陆各省地图和旅行指南比比皆是，大陆的杜康酒、茅台酒与云烟更是奇货可居。特别是台湾艺人凌峰以探亲名义拍摄的电视专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台播放后，更使台湾各界人士推动当局放宽探亲限制，调整“大陆政策”。在探亲潮的压力下，台湾当局被迫放“内政部长”吴伯雄宣布开放大陆探亲。
                             
  宽探亲限制。1988年2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处理干部同志赴大陆探亲办法》，决定开放该党干部赴大陆探亲。办法规定：凡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级以下各级党部评议委员、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和各级党部考纪委员、专职干部及退休未满一年者，党营文化、经济事业机构从业主管，赴大陆探亲，需事前报经核准。对前项人员的眷属及中央与地方党部的义务干部，党营文化、经济事业机构非主管级从业人员赴大陆探亲，只需事前“向组织报备”即可。1987年2月25日台北中央社电。
  2月28日，台湾“内政部境管局局长”汪元仁称：当局对于大陆同胞欲来台奔丧的限制，将考虑予以开放。1988年3月11日台湾《民众日报》。
  5月13日，“辅导会”主委许历农称：“荣民遗产由大陆亲人继承有关规定，正由‘行政院’核定中；而由辅导会代为保管的荣民遗产新台币5亿多元，也将于适当时机发还给合法继承人或受赠人。”1988年5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
  6月16日，台湾当局有关单位举行秘密会议，拟订“不鼓励大陆劫机事件细则”。1988年5月17日台湾《联合报》。
  5月，台湾“内政部”完成实施开放大陆探亲半年的评估作业，并决定“放宽人民赴大陆探亲的亲等限制至四亲等”，同时决定“开放公立学校中除正、副校长以外的教职员工、县以下‘民意代表’、民选公职人员中的村、里长、乡镇市长，均可赴大陆探亲”1988年5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6月3日，“行政院”正式决定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亲等限制，由目前的三亲等放宽为四亲等。
  7月5日，台湾“行政院”举行会议，继续研商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所衍生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建议允许大陆同胞申请来台为直系血亲、配偶奔丧，但将以个案处理”。1988年7月6日台湾《中国时报》。
  总之，探亲潮有助于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消除隔阂，减轻对立，更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与向心力。相信随着海峡两岸亲情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会使两岸对立情绪进一步降低，形成一个有利于两岸官方对话的客观环境与条件。这也正如《中国时报》所说：“这种情势的出现，在‘台独’主张日渐气盛之此时，对国民党政权有利，对中共的‘和平统一’主张有利，对台湾海峡乃至整个亚洲和平情势都有利。”
  蒋经国晚年一身多病，台湾的老百姓人人皆知，台北“荣民”总医院留下的蒋经国病历“已经厚得可以堆到腰际之高”蒋经国医疗小组负责人姜必宁答记者问，载1988年1月8日台湾《民生报》。。从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以来，蒋经国就经常光顾“荣总”。荦荦其大者，就做过眼科手术，又做过100分钟的前列腺手术，这些均是公开的秘密。
  蒋经国健康的主要问题，糖尿病日渐恶化，引起眼视网模糊，肾脏发炎和双腿肌肉坏死                             。据医学权威人士的病理论断，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可导致出现血管瘤；神经末梢病变可导致下肢肌肉坏死，最坏要锯掉双腿维持生命，否则病毒会往上发展，攻心而死；肾脏病变可导致尿毒症，非常危险。“荣总”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在研讨过蒋经国健康状况后，即向蒋经国建议，希望他对饮食起居必须严加控制，以免引发其他并发症。为了进一步监控蒋的血糖，特派两位医生，24小时轮流，随时为他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注射胰岛素。但蒋经国体内血糖含量很难接近正常边缘，其因就是蒋经国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毫无忌惮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尤其是在他外出视察时，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摊子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他什么血糖不血糖。他有一句名言：“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第253页，中华书局1994年10月版。他讲得如此强硬，医生也是无奈。
  蒋经国出任“总统”后，工作更忙，用蒋纬国的话说：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则是为工作而生活汪士淳：《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第255页。，事必躬亲。的确，蒋经国不像他父亲，始终把医生的劝告奉为金科玉律，他一直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加之他是台湾的政治强人，党、政、军、特，凡百要务集于一身，欲罢不能。这位70多岁的老人频繁工作使“荣总”医师的建议成了“空谷足音”。
  1982年至1983年间，蒋经国身体明显衰退，晚期糖尿病使他的脸部浮肿与行动不便。1982年3月29日，蒋经国赴圆山“忠烈祠”主持祭“国殇”。行前身体没有不适之感，但在步上祭堂主祭位置时，突感不适，并且站立不稳，必须由两位侍从人员左右搀扶才能站立。后仪式草草收场。
  同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纪念日，蒋经国原先预定亲自到“中正纪念堂”主持纪念仪式，事前先行排练，蒋经国在排练时因“中正纪念堂”台阶数十级，登上时体力不支。于是临时决定改由孙运璇主持，蒋经国本人则在慈湖蒋介石陵寝领导行礼。自此以后，他的行动愈益迟缓。1982年和1983年“双十节”，蒋经国不在“总统府”前主持，改在阳台上致辞和接受欢呼，不让人们看到他步履艰难的形象。
  1986年，蒋经国病情又有所恶化。在例行检查中，医生又发现蒋经国心律不齐，故于4月16日未出席国民党中常会，而去“荣总”安装心律调整器。为免外界猜测，除医生与家属外，只有严家淦、郝柏村、黄少谷等极少数人知道。对于蒋经国日趋严重的病状，医疗小组也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胰岛素，但仍无法控制病情发展。由于长期注射胰岛素，他打针的部位，已经由手臂转移到腹部，原因就是他的手臂已经到处是针孔，可说是已经没有地方打针了，所以只有把注射的部位，移到全身面积最大的腹部。因时常要验血，耳垂也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断挤血，而使日趋干瘪，连血都挤不出来。由于西医治疗无起色，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自美国带回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经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审慎研究，决定给蒋经国用中医医治糖尿病。经服用老中医开的三副中药后，蒋经国的浮肿顿时消失，积水消失，行动也顿感灵活了。后来，秦孝仪向蒋经国献策，说脚不好的话，吃鹿筋有效，于是，蒋孝勇就去各处张罗买来许多鹿筋。他们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吃什么补什么。蒋孝勇按偏方要求把鹿筋煮烂，结果里面什么调料也没放，蒋经国吃这碗粘糊糊的鹿筋时眉头紧锁。也不知吃了多少鹿筋，不但毫无功效，病情反而更糟，后来蒋经国也不敢再吃鹿筋了，蒋病逝后还有不少鹿筋存放在七海官邸。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对肠胃损伤很重，蒋经国晚年的肠胃到了可谓无法再恶化的地步。有时因肠胃不佳肝火旺，几天无大便，医生只能让他服用去火通便的药，但这种药一吃下去，马上就出现泻肚子的副作用。有一阵子，他泻肚子泻得很厉害，一天内换好几次床单，有时，连他自己都烦了，大声责问：“你们干什么，烦不烦啊，换了三四次床单。”台湾《新新闻》周刊1988年第1期。有时他坐在车内因感觉迟钝，来不及到官邸就把大便泻在车上。有时他说要大便，侍卫人员刚把便盆拿来，他已经拉在床上。尽管肠胃不舒服，他仍执意上班，侍卫人员每次都将几条内裤带上备用。到1987年，蒋经国病情又加重了。
  1987年8月19日，蒋经国未出席例行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