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永乐六年十二月，传来蒙古迎立本雅失里戕杀鬼力赤的消息。 鬼力赤的被戕杀，也许不都因为他“非元种”，有传说“鬼力赤欲归附而未决” 是否与其被戕杀有关，亦未可知。
  本雅失里雄心勃勃，甚至要恢复大元帝国。朱棣被迫接受了本雅失里被立为可汗这一现实。永乐七年三月，朱棣派都指挥金塔卜歹和给事中郭骥出使鞑靼，郭骥曾出使帖木儿汗国很可能与本雅失里相识 ，朱棣在信中说：
  边将得尔部下完者贴木儿等二十二人来，其言众已推立尔为可汗，尔欲遣使南来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等赍书谕意。可汗诚能上顺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来，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沙漠，彼此永远相安於无事，岂不美哉！彩币大表里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儿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给赏赐令使臣送归，可体朕至意。
  朱棣在诏书中表示无意臣服本雅失里，愿意与其平起平坐。他送还了边将所得之二十二人，对其臣阿鲁台等也都有赐赍，真可以说是至为诚恳了。 
  然而，事实并不像朱棣信中说的这样简单、美好。朱棣在争取通好本雅失里的同时，仍然在与蒙古瓦剌部频繁联络，朱棣于永乐六年十月丙子接待了瓦剌马哈木等的使节 ，并于七年五月封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主。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 ，并给赐印诰。既然称本雅失里为可汗，又相约“可汗主沙漠”，为什么又封其臣马哈本等为王？且本雅失里既为元裔 ，自以乃祖乃兄继承者自居，其志焉得囿于沙漠？本雅失里心中十分清楚朱棣的诚意有多大。他绝不会接受朱棣为他划定的范围的。而且，迎立本雅失里的主要是鞑靼头目，瓦剌与之势不两立，朱棣封瓦剌头目为王，只能会给鞑靼头目带来反感。果然，本雅失里等拒绝了朱棣的要求，永乐七年六月辛未，百户李咬住及鞑靼伯兰等从漠北带来了给事中郭骥被杀的消息。其时，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居于胪朐河，“欲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遂袭边境”。朱棣无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怒曰：“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耳！” 他决心用武力铲除逆命之寇。
  朱棣对蒙古的政策从此发生一大变化，从“去则不追”变为“逆命必杀”。从此，他为歼除“逆命”之寇耗尽了精力，一直到死于北征蒙古的归途。
  从表面看来，朱棣是在一再忍让，求和不成才怒而决定用武的，实际上，朱棣对蒙古政策的变化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明朝国内的形势已远非朱棣即位时可比了，政治反抗已经大体平息，社会秩序已经稳定，另外安南的战争从永乐四年开始至永乐五年告一段落，明廷在安南设置了郡县，篡杀逆命的黎季犁、黎苍等已献俘京师。朱棣已经可以腾出力量把目光投向北方。朱棣说“逆命者必歼除之”的话是在永乐七年六月，而在这一年的三月朱棣已经从南京来到北京。难道朱棣此次北行只是为了巡幸他的龙飞之地吗？他是否对在北边用兵早有成算呢，且本和田清先生说：“在这期间，四月，所以派郭骥等出使蒙古，如果不是为了冀求万一侥幸诏抚收效，也只是为了获得出兵的借口。”是肯定朱棣早已有了出兵的决定的，但这方面的证据还不足。 然而，我们从朱棣的北巡、营山陵、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以及赦免曾助其靖难的将士及北京人民之罪这些事来看，朱棣确已用更多的精力注意北边的工作，可以说，朱棣用兵蒙古从而使之臣服也是久有酝酿的。
  永乐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鞑靼。八月，丘福败绩胪朐河，全军覆没，《明实录》等书多以为丘福指挥失误，并说丘福辞行时，朱棣曾授以方略，丘福临阵背弃朱棣所嘱云云。这显系为朱棣开脱之辞，明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朱棣的轻敌。朱棣在郭骥被杀以后仅一个月，便命十万之师仓卒远征，准备不足是显然的。当时海内大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明军又在安南取得新胜，朱棣方在志得意满之时，又过低估计了鞑靼“残虏”的力量。他的这种情绪，很可能也传染了丘福。清初史学家谈迁说：“本雅失里之初，众心未附，降胡接踵。谓垂败之虏，尺组可缚。故淇公挥剑无前，灭此朝食。迨警尘沸天，捐十万之甲以填胪朐，犹未塞也。嗟呼，蜂虿有毒，况冒顿之馀腥乎，上(朱棣)在潜邸，数出塞北，自后阴山断牧者十馀年。兵有时而变，不得以前事为准也。” 朱棣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这次失败是要负责任的。
  朱棣志得意满，方欲用“四夷来朝”、“天下一家”来夸耀于国人，然而遣使被杀，命将败绩，“逆命者”仍然逍遥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耻辱，绝不能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暗中窥笑。为了保住尊严，只有一种选择，亲征，而且必须取胜！ 
九、“五出漠北，三犂虏庭”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以其家属远遁，明军胜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 施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 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徵，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 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阿，愿早图之。” 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 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责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 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