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据实录记载，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剌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我们怀疑实录所以如此写，实为朱棣以后的轻举兴兵委婉开脱，“今秋若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颇带有制造口实的雕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为出兵制造口实，也是中了鞑靼挑拨的伎俩。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 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 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称赞他 “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抚弱者，打击强者，而且坚持“来者不拒，逆命必歼”的原则。
  当时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护人。明成祖朱棣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利用他们的矛盾。于是他封马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 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 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 。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 。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 。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 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 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略，则瓦剌之侵略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党逆也……盖鹜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靮也。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出自黄淮之口，并非指鞑靼、瓦剌言。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直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
  那么，朱棣率师北征的战绩，又是怎样的呢？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 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 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曾经随驾参赞北征的杨荣等人，对北征的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资，继志述事，旄钺一麾，而龙沙万里之外，罔有遗患，以为圣子神孙万年无疆之业。其于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后艰者，霄壤不侔矣。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夫岂浅见薄识，所能形容万一哉！然臣荣猥以非才，叨职翰墨，备员扈从于戎马之间，亲睹皇上，躬御戎衣，以临六军，神谟庙算，机敏睿发，出奇料敌，变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扫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万世不拔之功业也。 
  太子少师姚广孝说：
  曾未及月，即抵虏境，群凶嗷嗷，无所逃命。搂其窟穴，尽其丑类，所获马驼牛羊，不计其数。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诚为王者之师，自古所无有也。……颂曰……北南一览，尽归王化，大无外兮。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纪诸史册，刻之金石，昭万世兮。
  永乐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样？是否由于朱棣北征给子孙留下了“万年无疆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