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国家经委主任李富春表示欢迎，但毛却将李的请示驳回，结果张只能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个挂名拿工资的「研究员」。
     彭德怀执掌过军队，毛泽东防他甚于防张，将他软禁在明末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金屋藏娇（陈圆圆）的「吴家花园」（今京郊清华大学和颐和园之间）。为防彭自杀，安眠药须逐日按量发给。彭看出了名堂，对医生说：「你放心，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当反革命。」不自杀这点他是做到了，文革中无数性格倔强、不甘受辱的人以死抗争，他却在苦痛中挺著，绝不自杀，直到被整死。可是「不当反革命」却由不得他，一九六七年毛将庐山处理彭的「决议」首次公布，就是为了正式通知全国彭是反革命，只是彭自己不承认罢了。
     彭被软禁，昔日同事有胆量去看他的不多。朱德元帅当年是军队的总司令，虽然在庐山挨过批，会后在九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又被检讨，他的检讨甚至被发至全国每一个地方的县党委和军队的团党委，他仍然自信毛不能拿他怎么样，因此照旧去找彭下棋。李志民上将怕自己去了会有麻烦，便让儿子翻墙跳进吴家花园去向彭问好。杨献珍借口彭是高级党校的特殊学员，亲去看望过彭。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高级干部的生活安排，也去过那里。除此之外，能鼓起勇气去看望彭的就只有前国民党将领赵寿山了。
     赵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主谋之一，当时是杨虎城的副手。事后他造访红军驻地，与周恩来、彭德怀分别长谈，并要求加入中共。由于周指示他留在国民党军队中，他直到一九四六年受到怀疑，被撤销第三集团军司令职务之后，才设计潜离国民党控制区，到中共解放军担任彭为司令的第一野战军的副司令，协助彭解放了大西北。探望彭之后，由吴家花园回到家中，赵悲愤填膺，痛哭了一场。
     彭、赵二人的谈话内容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一切正直的、忠诚爱国的人的心。
     由于人心不服，各地一直有人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因而也就一直有人成为新的牺牲品。如江苏常州有位原本授了大校军衔的老红军，在日记本中写了为彭鸣不平的话，不幸文革中被抄出，即刻进了监狱。四年后突然得到一份好饭菜，吃完刚放下筷子，看守们就趋前将他捆住，接著宣读逮捕令，再宣读判决书：「死刑、立即执行。不准上诉。」他欲抗辩，可是脖子被麻绳勒住，接著就拉出去枪决了。这只是无数因彭而被冤杀的正直人士中的一例而已。
     要将「大跃进」坚持下去，光打倒彭德怀、张闻天数人自然不够，毛决定清除所有「右倾份子」，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场「反右倾」运动。
     毛泽东每次搞运动时都有冒头的积极份子，这一回打头炮、受表扬的是辽宁省委。当时辽宁的第一及第二大城渖阳、大连，粮食眼见告磬，打电话到庐山向粮食部长告急，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不可能不知道。对于大跃进给这个中国第一号工业省所带来的破坏，他应当比谁都清楚。可是他一见到庐山换了风向，便立即紧跟，会还没开完，他已经把「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的报告」写出来了。全国各省的反右倾，辽宁拔了头筹。毛泽东八月十二日指示将其报告印发各省市，要求各地像辽宁那样部署「反右倾、鼓干劲」，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歪风邪气打下去」。此时离庐山会议结束尚有四天。
     庐山会议后，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说法，「食堂又被称为『社会主义阵地』，办不办食堂居然成为路线斗争的焦点。」《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报导「河南三十多万个食堂越办越好」，并斥责右倾份子，宣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其实早在庐山会上，党内对食堂持异议的人就已经被「抛弃」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上半年在其家乡无为县应农民的要求，开放了自由市场，并卸锅拆灶，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八月十日，毛泽东以他为例，说他是「混进党内的投机份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随后，张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
     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董谦与助理研究员王绍飞，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五九年五月的半年间，在河北省丰润、昌黎深入调查了公社的食堂问题，写出一份《食堂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内部刊物中发表。由于发表的是摘要，编辑认为开头肯定食堂好处的那一段不必保留，只摘了讲食堂弊病的内容。刊物送到庐山，毛泽东大为愤怒，骂作者「攻其一点，不及其馀」，将该报告作为「右倾」的典型，通报全国，董、王二人也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注２：见《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董谦的文章。）
     由于以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标准，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对这些「红旗」非议过的人便都成了「反右倾运动」的整肃对象。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杨献珍在六月间作过「叫花子共产主义」的讲话，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毛的打手康生打电话将他叫去核实讲话的内容，第二天便召集除了杨这个党委书记以外的校党委全体成员去开会，宣布杨「反对三面红旗」，随即布置对他批判。形势险峻，杨不想做右倾份子被打倒，只得奉命听取批判、做检查。由于一次一次检讨总通不过，彭真看不过去，就说：「杨献珍检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康生却坚持说：「我看还早得很哩！」直到一九六○年七月，身为中央委员的杨献珍终于写下「向党低头认罪」的保证，康生才批准停止对他的批判。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副部长高扬对全民炼钢持有异议，又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大炼钢铁违背科学，庐山会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份子」，撤职、下放到边远的贵州省一间工厂劳动改造。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武开章在大家发热时不肯随波逐流，为此受到批判，以后降调到山东做个副厅长。
     一九二四年入党的涂作潮，资格比彭德怀还老。二八年彭起义时，他已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他一生坎坷，五九年时还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厂长助理，但位虽卑微，人却正直敢言。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对彭的处置，于是被开除党籍。
     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在大跃进初期曾积极过一阵，亲率学生下乡去搞「教育革命」，但当他看到问题时却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党委「用精神棍子打人」；说历史系让大学新生「苦战三昼夜」编三年级的讲义是「误人子弟、谋财害命」，说「我们这是办云南小学，而不是办云南大学」；又对市场供应紧张不满，说昆明是「四季如春无青菜，一年到头有苍蝇」。这样，他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降了职。   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邹鲁风与哲学系的副系主任在一九五八年曾受北京市委的委托，组织了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到河南的农村作调查，写出的调查报告中，有关于吹牛、浮夸、刮共产风的内容。于是二人一并被定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份子，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邹当时就自杀了。要是那时他不自杀，恐怕也只能再活不多几年，文化革命他多半是熬不过去的。李广田就没过得了，他在文革初期跳进昆明的莲花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反右倾」既搞成运动，「天高皇帝远」这句话就不灵了，不论多遍远的地区都有右倾份子可抓。各地的党组织按照搞运动的惯例，在本部及下级中寻找「彭德怀的代理人」。譬如安微滁县县长兼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时期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国家将农民的馀粮征收过多，便在县委内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他的言论被一位有心的县委干部一一记在本子上。五八年，他反对将农民调去炼铁，五九年又为农民缺粮大声疾呼。这样，到了五九年年底，本子一摊，「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就非他莫属了。这位年仅三十的县长被关进了黑屋子，不知道自己将会遭到何等处置，也不甘当不明不白的囚犯，便破屋而逃，打算回到苏北老家做个种田吃饭的农民。到了盐城，他与大群被饥饿逼迫、离乡讨饭的农民挤在一堆，同成了天涯沦落人。他顿时醒悟，决心救百姓于水火，于是毅然启程返回滁县，打算找当权派摆事实、讲道理。但是他双脚一踏上南京的地面，就成了布下罗网正在追补他的公安人员的瓮中鳖。当权派没有兴趣同他讲道理，他也就无计拯救百姓，更救不了自己了。二十年后，邓小平搞农村改革，向毛泽东的公社制度宣战，打头炮的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县。该县县委书记正是这位当年「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陈庭元。
     河南省各县传达中央反右倾文件的的会议，都变成了斗争会。譬如光山县委批判斗争被指为「右倾」的一名县委书记，由第一书记亲动手，众人一起拳打脚踢，直到打死了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