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彭真对毛不满，那么当时他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领导一批干部查阅五八年至六一年毛和中央批发的全部文件，这件事是足以说明问题的。参与此事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目前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另一位则真截了当地说：「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注１９：以上均见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北京日报》。）
      点名批评毛泽东到这种程度的不多，一般人只是委婉地说几句而已。譬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大跃进中是一员积极份子，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斗彭德怀，他更是一员大将。但他毕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当刘、邓与毛岐见逐渐加深之后，他就不那么死心塌地追随毛了。六二年，他先后在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四川有些问题，为什么别的省也有这些问题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妈养的嘛！」「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为什么不检查呢？主要是为了体贴毛主席的苦衷。」（注２０：见重庆大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编印的《打倒李井泉》一书。）
     更多的是不点毛的名，只是对毛坚持高举的「三面红旗」予以抨击。如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廖鲁言在一九六二年说过：「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对不对？对了，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没有一个搞得好的。」（注２１：引自北京农业大学和农业部一九六七年刊印的批判廖鲁言的材料。）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说过这样的话：「三面红旗不红，如果不彻底解决问题。就红不下去了。」（注２２：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广东《野战报》。）
     贵州省委书记苗春亭则攻击大跃进：「天天讲跃进，搞得饭都没吃的。没饭吃还有什么可谈呢？」
     稍低一级的干部，如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甚至对下级说：「以后不许再提三面红旗了，要只提总路线。」他实在很聪明，因为总路线只是一句口号，是红是白均无大碍，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才真正是祸源。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去李悦农管辖下的徐水县参观，说粮食多了「一天可以吃五顿嘛」时，他就在旁边陪同。大跃进时他积极过、风光过，如今也醒悟了。
     主持宣传部门，天天领导报刊、电台去喊「三面红旗万岁」的干部也厌倦了靠说假话、大话度日的生活，开始说真话了。但说真话就要付出代价。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被撤了职，以后又被开除了党藉，而野心家张春桥则因此而捞到了升迁的机会。陈其五的真话流传于世的只是片言只语，且只能从文革中批判他的文章里去找：「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陈的官职虽不高，但他与刘少奇关系很近。据他自述：「我对少奇同志是十分敬爱的，他不但是党的领袖，在个人关系上也永不能忘。是他批准了我的党籍。」「我的名字也是他要我改的，第一个写『陈其五』三个字的，就是他。」（注２３：以上均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
     陈其五「咒骂」大跃进是「大破坏」，「三面黑旗」，鼓吹分田到户，多少反映了刘少奇系统的那批干部当时的观点。当时，连自一九五九年邓拓被毛赶离《人民日报》社后就兼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吴冷西也敢于「攻击三面红旗」了。他在六二年二月一日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局面，不是大跃进，是大跃退。．．．．这是人祸，不是天灾。」（注２４：新华社「革联」编印的《吴冷西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
     吴冷西说的是实话，一九五八年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目标是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年跃进过后，六二年的钢产量只有六百六十七万吨。（注２５：《经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第四十一页。）同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二年的工业总产值倒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九，但这是以更低的效率、更不经济的途径大量消耗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结果是国民收入反而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四点五。六二年，人民赖以生存的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比中国步入「初级社会主义」之前的五二年的产量还要低。（注２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九页。）粮、棉、油、肉，同国民党时代收成最好的一九三六年比，除粮食产量略高一点外，都低了一截。若按人均占有量计，就都远低于一九三六年了。（注２７：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一八四、一八五页。）农业产值可资查核的数是：一九六一年比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注２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另据《天府新论》（成都）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刊载的韩西林的文章说，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七年是五百三十七亿，一九六○年是四百十五亿。）的的确确是吴冷西所说「大跃退」。不过吴只是在新华社的内部会议上这样说，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每日公开刊发的稿件仍是假话连篇，无日不喊「三面红旗万岁」。自然，这不能苛责他个人，因为连刘少奇在公开场合也在说这样的假话：「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注２９：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于中共干部，不求其在公开场合说真话，凡是能在党内会议上说几句真话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一九六二年的确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于对毛泽东坚持左倾路线的不满，相当多的干部在思想感情上同他疏远，而逐渐在刘少奇麾下集合起来。
      譬如副总理李先念就这样说：「少奇同志懂得经济工作，实事求是，真正接受了三年教训。国家有希望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副总理谭震林在全国农业和计划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多次提到「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讲」，「陈云同志倡议」，「小平同志倡议」，显然冷落了毛泽东。
     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在检查中曾承认自己一九六一、六二年「对三面红旗动摇」，与刘、邓「思想感情有共同之点，很自然地感到对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则自认「对邓小平有较高的迷信」。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曾被毛批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但安子文不服，曾公开对人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同志很多，刘、邓、彭才能代表中央。」由于毛「退居二线」，安只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彭真报告本是正常的，并不违反党的原则。自然，安亲近刘、邓而疏离毛，这也是事实。
     在毛无端整了那么多人之后，对毛敬而远之本十分正常。文革中被毛称作「阎王」而打倒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曾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一不小心，掉入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修正主义深渊。以后少搞点深渊．．．．」（注３０：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全国电影故事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一个一个政治运动，同毛直接打交道的高层干部恐怕都有类似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刘少奇因此而逐渐成为「中共」的旗帜，这是一九六二年前后在中共发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不能容忍这一点，他要寻找夺权之道。后来这条途径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便是文化革命。
     其实，文革浩劫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底在庐山会议顺利地打倒了彭德怀后，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于八月二日接著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他准备在六○年甚至五九年就召开中共九大，原因是他估计经济形势很快会好转，粮食、头发卡子都有了，就可以用「事实」痛斥右倾份子，开一个胜利的大会。不料，才过了半年，全国各地就大批饿死人。无论他是否相信，他都知道形势不妙，因此就再也不敢提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事了。
     按中共党章，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六一年召开九大。但六一年时，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的声望已逼近毛泽东，要是有人根据八大新党章中设立「名誉主席」一款提议毛任名誉主席，很可能会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然可以保住，但他必会成为一个多馀的人物，而不像「退居二线」那样仍然有军委主席一职在身，可以寻机而起。更重要的是，如果刘少奇担任主席若干年后，有人要追究大跃进失败的责任，要对两千万农民饿死一案提出控诉，甚至清算他的路线，他就无盾可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