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

然而，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是不可能对整个战斗训练体系产生影响的。
是的，在这些演习中，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进攻的速度很慢。法国和英国军队规定进攻速度一般为每小时一公里。每前进一公里就要休息一次，以便等重武器跟上来，而且不允许坦克脱离步兵。
德军特别重视小分队的战术训练和协调连、营动作，实弹射击。进攻分队演习中在突破假定的前沿后，也进行在无敌人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向纵深展开快速进攻的演练。允许坦克脱离步兵。在多数演习（甚至小分队的演习）中有航空兵参加。它们和地面部队一起认真进行协同动作演练。德军在1926年的大演习中，根据调理员细则，给每两个相互对抗的营指派一个调理司令部（地段）。首席调理员辖有若干名负责各兵种情况的助手，他们被派到双方有关部队中去。只有营，连有调理员，他们隶属于调理司令部（地段）。不给更高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指派调理员。调理员的职责是：显示战斗情况的影响，帮助各兵种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力、火力和机动能力；标示敌人的火力和在大演习中实际不存在的部队和兵器的行动。但是，这个细则没有回答关于烈何方法按照新的作战观点实施战斗行动推演的问题。
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显示敌人的火力。法军在演习和大演习中用彩旗、彩带显示敌人的火力和火力持续时间，使部队学会考虑敌人火力的影响和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受炮击地带用排列成一条或数条线的彩旗来显示，步枪火力用蓝颜色显示，机枪火力用红颜色显示，等等。如果把彩旗和彩带拿走，就意味着敌人的射击已停止。按照这个办法，不仅能显示火力点，而且还能显示受到火力威胁的地带。德军由于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能拥有重炮、坦克和作战飞机，因此在二十年代特别注意发展模拟器材和显示手段。在演习中，不仅敌人的火力，而且己方的火力，都用这些器材和手段来显示、模拟。英国陆军部于1929年颁发了火力显示信号图，但只要求每个团长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号，临时或永久地规定其在本团的用法。因此，在对抗演习中，各团互不了解对方的信号。德国将军利布曼在《步兵战斗训练》一文中指出，和平时期的训练困难很大，因为展现现代战斗场面的条件有限，哪怕是使人们概略地体验到他们在现代战斗中所要遇到的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也有限。他特剐强调指出，在对抗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中，对战斗方法特别是火力战的方法的演练降到了次要地位。由于没有完善的显示火力的方法，加上教令中的有关规定很繁琐，实际上无法进行火力战的演练。因此，他建议把针对根据总导演的指示行动并有一定行动自由的假设敌的“练习”作为战术训练的基础。利布曼提出这一建议的根据是：在现代战斗中，中下级军官无须定下任何特殊的战术决心，而主要是指挥射击，因此在演习中应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射击上。
总的来说，德军训练体系的特点是：墨守成规，死板僵硬，不注意发挥中、下级指挥员在战场上的主动性。许多演习实际上变成了分队反复演练惯用的战术动作。正如后来战争所表明的，这种机械地完成某种动作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训练体系，在战斗按计划发展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只要计划一被打乱，，需要由军官重新定下决心，这种训练体系就会暴露出它的严重不足。法西斯国家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姑息纵容下奉行公开进行战争准备的方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加强武器装备，西班牙、阿比西尼亚、中国和苏联远东边境地区发生一系列战争和冲突，这一切使国际形势紧张到极点，各国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德国和意大利为了使各集团军，军和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训练军队实施快速进攻的“闪电”战，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大演习。特别注重演练步兵兵团与坦克兵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例如，1936年秋，德军在富尔达和美因河法兰克福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演习。这次演习，无论是从参演部队的数量来说，还是从演习的战役战术规模来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这次大演习是整个夏季所进行的一系列支队、师演习以及军区大演习的总结。为了演练战争初期的行动，大演习是以双方的行军开始的。在大演习中发生遭遇战后，通常有一方迅速转入防御。德军在1937年举行的一次有墨索里尼、英军总参谋长及其他外宾参观的大演习中，演练了突破强固设防阵地和攻入对方领土的行动。“红方”为防方，兵力一个师。对方兵力为5个师，成一线展开在35公里宽的正面上。平均每师有100架飞机协同作战。总共有600辆坦克参加进攻。
在意大利军队于1936年8月举行的大演习中，动用了20个师和许多机械化部队，总共50多万人。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大演习为1935年在兰斯地区举行的大演习。大演习开始时，双方的摩托化部队全力抢占对保障主力展开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带。接着，较强的一方（“南方”）展开进攻，而防方则实施反击，顶住了对方优势兵力的进攻。之后，大演习即告结束。在这次大演习中，战斗行动推演仍沿用了旧方法。英军主要是举行旅和师演习，以解决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军队作战的问题。分队和部队的指挥员练习指挥由各兵种组成的小部队的行动。英国少将富列尔写道，在英国，军队是给全国开心的工具。他又指出，英军为了缔造帝国，实质上起到一个“活动监狱”的作用。很显然，仅仅是为了这些职能是不需要举行大规模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即1937年，为秋季大演习所设置的情况仍与英军在2至3年以后所遇到的情况相差甚远。为这次大演习设置的情况是：伦敦受到内部“叛乱分子”而不是外部敌人的围困，正在固守待援。参演双方相距大约70公里，晨5时，双方相向开进；8时30分，先头分队刚一接触，大演习即告结束。波兰军队，特别是波军骑兵，举行了大规模的大演习。三十年代初，波军中既有部队调理员，又有地段调理员。骑兵部队的战斗行动推演主要由地段调理员负责。
美军的战斗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稍稍活跃了一些，但展开仍很缓慢。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当时在国内和军内均未认识到世界局势的严重性。他写道：“我们的必须以平静的节奏训练军队，使无论是士兵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可能会产生的忿怒情绪降到最低点。许多高级军官由于担心在不良气象条件下进行演习和士兵在长时间的演习中吃苦受累会遭到报刊的抨击，而不允许对人员进行紧张训练，即使这在实战中能够得到加倍补偿。即使来自上边的紧急指示和个别焦急不安的人士的警告，也不能消除在舒适环境里滋生的冷漠态度。”1940年底，美国国会为军队进行野外训练而追加拨款。1940至1941年，美军举行了一系列演习和大演习。这些演习的突出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演练登陆战役和抗击，敌人从海上入侵的抗登陆战役中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相互协同问题。最大的一次演习是1941年9月在路易西安那州举行的第3集团军(27万多名官兵)和第2集团军（约13万人）参加的大演习。在这次大演习中，还演练了军队远距离的变更部署。但是，美军和英军在非洲和意大利的初战情况表明，它们的训练是不充分的。盟军1943年在北非登陆后，艾森豪威尔得出结论认为：“每个国家在把自己的士兵投入交战之前，应该保证他们做好技术、心理和体力上的准备。但是，由于战争历来是突然爆发的，所以准备主要应在平时进行……如果放弃这种训练，而这种训练正是使人们在战斗中获得生存下来的重大机会，那么无论何时都是犯罪。今天矗立在突尼斯基地上的根根十字架正提示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真理。”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演习和大演习在战役战术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实施演习的方法却未得到相应发展。和战前一样，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有许多程式化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英国及其他盟国的军队比苏军有着更优越的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战斗训练，而苏军只能在残酷的战役中或在短暂的战役间歇时进行训练。我军牵制了法西斯德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盟军可以在每实施一次大规模战役之前进行长时间的和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英美军指挥部特别重视登陆战役的准备工作。这些战役的突出特点，除准备时间长以外，就是预先按计划举行战斗演习以组织好陆、空、海三军的西同，改进夺取登陆场的战术和在登陆场发展进攻的方法。通过反复演习，登陆战役计划和作战方法更加明确。
1943年6月23日，即在“爱斯基摩人”战役（西西里登陆战役）之前约两周，美军为在北非沿岸登陆而举行了陆海军演习。演习中，演练了上船和登岸的方法。
自1943年12月起，为准备进军法国的战役（“霸王”战役）而在英国举行了一系列旅、师、军演习。演习的终了训练是1944年4至5月在英国南部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