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

虽然苏联的军事理论认为，在未来战争中，运动战将同阵地战结合在一起，但在制定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时却根本未考虑到这点。对许多最复杂的战斗问题未能详细研究。
进攻的准备工作，出发位置的工程构筑、突破筑垒地域，夜间战斗、防御战斗等问题均未受到重视。实施侦察的问题未得到完全和具体的解决。在判定某一方获胜时，并未充分考虑其对敌火力配系的了解程度和压制程度。某些陈旧的、不符合新情况的战斗行动推演方法是从革命前俄军的条令中无批判地继承和沿袭下来的。应该指出，差不多所有大规模演习和大演习都是在夏季进行的。战斗训练的紧张度在冬季显著下降。军队极少在低温和大雪覆盖大地的条件下训练。对带实弹射击和航空兵投弹的演习重视不够。在实弹射击演习中，演习的战术内容减少了，因为按照1935年的《射击教程》的规定，只按中靶结果评定演习成绩。
演习和大演习的最大不足，是很容易就能取胜。正因为这样，在苏芬冲突中，许多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没有料到会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
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所设置的情况，并不总是与按照当时的军事理论所设想的战斗和战役的特点相符。这个问题在演习和大演习后的讲评中多次被提到过，军事报刊也为此发表过文章。例如，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在讲评莫斯科军区的战术演习时指出：“我们长期坐在教室里，习惯于用口头解释的方法教学，而没有让复杂的战斗情况和复杂的地形条件困扰自己，一句话，没有让在战时即在战斗中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肩上所担负的那些东西困扰自已……如何防御是事先约定的，而进攻者只要一个突击就将其打破。全部行动只要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响起‘乌拉！”声，演习到此结束。”
斯大林1940年在总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也批评了军队训练中存在的许多疏漏和大演习中作表面文章的现象。他指出，在武装力量的建设与训练方面存在着一系列失误，同时也指出近年来在大演习中作表面文章之风日甚。斯大林要求今后一定要使大演习接近于实战，按照现代要求更充分地演练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我国军事报刊就此问题也发表了许多文章。约夫列夫在《军事通报》上的《战术和军事历史》一文中指出，演习常常被简单化，“由于参演者的坚持不懈和训练者的方法灵活，作战情况和侦察情报及时送达指挥员手中，使他们确知眼前态势，大胆按事先定下的决心行动……在这种近似闲庭信步的战术演练中总是那样顺利，那样明朗，但是，正象在城市小公园里想象不到原始森林的茫茫树海一样，战术课目往往与实战相差甚远。指挥员只是学会了猜测领导的意图，而没有掌握解决战术难题和战斗磨擦的本领。指挥员没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到正道上。”在大多数战役大演习中，军区的，有时集团军的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亲自担任大演习的导演，因此未能取得在集团军战役和方面军战役中指挥军队必要的实践经验。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在《关于1935年战役训练问题和对1936年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了集团军司令部训练水平不高的问题，还指出“我们尚未着手抓方面军机关的训练”。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芬冲突中，特别是在伟大卫国战争初期，充分暴露出来。有鉴于此，以及欧洲的作战经验，党中夹采取坚决措施迅速改进军队的战斗训练，使之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条件。同时，由于1939年武装力量全部改为基干制，大量新扩编的兵团和部队的战斗训练问题和协调统一问题极为尖锐地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40年春，在总军事委员会和武装力量思想工作问题会议上，轻易取胜的论点受到了批判。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战斗训练的紧张程度迅速提高了。首先，提出了提高连、营、团野战素养的任务。90%以上的训练时间用于野外作业，主要是战术作业和演习。
1940至1941年冬季，所有兵团和部队都进行了机动野营训练。战术演习从兵团、部队闻警出动和指挥员受领战术任务开始。在往返作业场的路上进行各种战术任务的演练。实弹射击演习的次数增加了。开始重视防御作战的组织与实施，而在此之前有人认为防御作战有悖于我军精神而大大低估了它的意义。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战斗训练和具体解决兵团的协同动作问题，各军区司令命令为步兵和骑兵兵团配属坦克兵，炮兵、航空兵部队和分队，使之全年都能在一起参加合同演习。
1940年，在差不多所有营，，团的演习中都演练了突破坚固的筑垒防御的问题。在国防人民委员导演下举行的莫斯科军区（第137步兵师），西部特别军区（第42和第6步兵师），基辅特别军区（第41和第99步兵师）、列宁格勒军区（第70步兵师）及其他军区的演习中，进攻丹队演练了克服障碍地带、抵近主防御地带、在出发位置构筑工事准备进攻和紧随徐进弹幕射击向前冲击。当时提出的要求是：没有步兵参加，火炮就不能进行实弹射击。
营和团演习在三昼夜内不间断地进行。特别重视演练战术，组织侦察和警戒。通过演习，大大提高了军队的野战素养，使之习惯于艰苦、持久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但是，根据苏芬武装冲突的经验，突破防御时的进攻速度极低（每日数公里）。所以这些演习中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并不很困难。在实弹射击开始前，防御分队撤出阵地。在防御分队原地不动，火力点被压制或被摧毁的情况下，攻方可以缓慢地向前推进。例如，在莫斯科军区第137师一个加强步兵营于1940年8月举行的演习中，头两昼夜该营只是克服了障碍地带，抵近了主防御地带，第三天才开始突破防御。1939至1940年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
为了演练司令部工作和研究兵团、战役军团的指挥问题，进行了军事导演和首长司令部演习。但这是不够的。经验表明，为使作为指挥机关的战役司令部受到充分训练，从实践上更好地演练各兵种部队和兵团之间的协同问题，除首长司令部演习外，还必须举行实兵演习和大演习，即便是首长和司令部只带象征性的部（分）队也好。
总之，在短期内为改进军队的战斗训练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战争爆发前的时间太少，未能急速提高军队的野战素养。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打断了已经开始的工作。
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隆重庆祝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五十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指出：“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这个高度去看过去的失误和错误并不困难。什么事本来能做得更快，什么事本来能做得更好，什么事本来能做得更省，已无可争辩。但是，要想客观地评价已经走过的道路，就应永远记住：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摸索着走过来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同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敌人的顽强斗争中取得的。”
数百万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新组建和武装起来的军队的训练不可能没有缺点。只要想一想，在1935年，74%的师还是民兵师，对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
战后，朱可夫在一次谈话中说，在造成我军战前训练不足的众多原因中，军队的民兵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民兵师训练糟极了。民兵师的成员没有受到良好训练，不懂得现代战斗，缺乏同炮兵和坦克兵协同作战经验。就训练水平来说，民兵部队根本不能与基干军相比。朱可夫曾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接触到过一个民兵师――第82师。这个师起初表现并不好。经过一个半月的锻炼，才逐渐学会了打仗。慢慢地学会了侦察，参加了一些小型战斗，习惯了敌人的狂轰滥炸，学会了同炮兵和坦克兵协同作战。该师取得了初步的战斗经验，后来，在8月末的最后战斗中表现不错。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所有兵团才从民兵制转为基于制，开始经常进行战斗训练。在战争爆发前夕，武装力量各军种才扩编大量新的兵团和部队。换了很大一部分指挥员，他们未受过必要的训练。其他困难也很多。
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竭力把三十年代的战役和战斗训练经验说得完美无缺。他们以亲自参加的个别演习为例，不承认指挥机关和军队在训练中的缺点。无疑，确有不少富于教益的演习，可能在有些地方重视了军队进行防御战斗训练。但是，在战前年代，对防御问题和战略战役指挥机关的实际训练问题认识不足，这也是得到公认和有案可稽的。我们这样认为的依据是：联共（布）中央1940年召开的红军领导人员会议和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对实际情况的正式估价和各军区就战役和战斗训练问题的报告。不以批评的态度去分析战役和战斗训练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就难于理解在战争初期所发生的一切和为什么后来对军队的训练进行了那样大的改革。之所以要谈到当时存在的缺点，就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存在这些缺点的具体原因并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况且，战争是无情的。1941年战争从一开始就对军队的军事素养提出了严峻的要求，使战前存在的那些缺点暴露无遗。有些兵团和部队缺乏必要的机动能力，指挥不灵。相互协同，特别是步炮协同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诸兵种合成部队和炮兵不会打坦克，而防空部队和其他兵种不会反空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