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我们看到的这个政治结构，不再吻合其经济基础；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已受到政治力的挫伤。”
    尼克松和我早在十年前有大致类似的说法，却使得保守派对缓和的抨击更加炽烈。保守派不信赖可以借历史演变为缓和出力，因为他们担心与共产党谈判可能导致道德武装解体。但是他们发现必然胜利的观念，是有力的对峙之工具。
    里根认为，如果也能让苏联畏惧核战的善恶大决斗，美苏关系一定可以改善。他决心让克里姆林官明白，继续搞扩张主义，风险极大。如果提早十年，他的论调会使国内民间反对声浪闹翻天；如果再晚十年，它又会显得老朽陈旧。但是在80年代的大环境下，它却替史无前例的东西方对话时代奠定了基础。
    无可避免，里根的论调受到相信正统思想的人士之猛烈抨击。1983年4月11日，《新共和》出现一篇署名“TRB”的文章，抨击里根称呼苏联是“邪恶帝国”，并称里根的说法是“原始的论调，祸害的象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 Anthony Lewis)也在1983年3月10日，指责里根的看法“原始、落后”。1981年，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谴责里根好勇斗狠作风是“铁汉”作风、“新国家主义”，是一种“基要主义者的反应”，对于复杂的世界并无助益；据说，在此一世界里，美国的经济衰弱并不比苏联来得轻。
    事实上，里根的论调里没有如批评者所预见的阻碍重要谈判。相反地，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里，东西方对话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尼克松缓和时代开始以来所仅见。可是，这一次的谈判得到舆论的支持，也受到保守派的喝彩嘉许。
    如果说里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是简化版的威尔逊主义，他对此一斗争如何解决的观念也一样根植于美国的乌托邦思想。虽然这个问题被包装成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里根一点儿也没有力主冲突要作战到最后关头。里根倒是标准的美式想法，认为共产党之强悍不让、无知蛮横大于先天恶意，误解大于故意作对。因此，照里根的看法，若能度化敌手，冲突可能就终止。1981年，里根遇到大难而不死，尚在休养中就亲笔写一私函给勃列日涅夫，希望消释苏联对美国之疑虑——仿佛历时75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靠他个人呼吁就可以消除掉。它几乎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斯大林做的担保一字不差（详见本书第十七章）：
    “不时有暗示指称我方有帝国主义图谋，因此对贵方及新兴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不仅没有证据支持此一指控，另有证据指出，美国在本身毫无危险即可主宰世界之时，也毫无此类作为。请客我说，有关美国包藏帝国主义祸心，或企图借武力强令他国听命的指控，绝非事实。……主席先生，难道我们不应关切，如何消除那阻止你我所代表的人民达成他们最珍视的目标之种种障碍吗？”
    我们要如何看待里根这封信的示好语气，以及仅只数周前，大谈苏联领袖有野心征服世界，两者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姿态？里根不觉得需要就此一明显不一致的说法做解释，或许因为他深信这两个见解都对——苏联的行为邪恶多端，可是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转变上亦具有可感染之可能性。
    因此，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逝世后，里根又于翌年7月11日亲笔给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写信，再度申明没有任何侵袭性质的图谋。安德罗波夫不久亦亡故，另由年老体衰的契尔年科( Konstantin Chennenko)接任（明显只是临时派任）。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种直觉，想和他坦诚交谈，看看是否能说服他接受，如果苏联加入国际社会，将获得实质利益。”6个月之后的1984年9月28日，葛罗米柯访问白宫，这是里根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次。里根又再次于日记中写道，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疑虑：“我的感觉是，他们怀疑我方的动机，我方亦怀疑他们的动机，武器管制不会有进展。我相信我们需要会谈，看看是否能使他们明白，我们对他们没有企图，倒是认为他们对我方别有居心。”
    如果苏联的行为是因两代人以来对美国长期猜疑而起，里根认定此一感觉已深铸在苏联制度与历史中，也不是没有道理。里根这样一位旗帜鲜明的反共人士，热切希望与苏联外交部长——他可谓共产主义统治的典型代表人物——仅凭一席谈话，就能消除苏联的警惕，说明了美国有压抑不住的信念，深信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是正常，关系紧张不是常态，尽最大努力展现善意，可以产生信赖感。
    因此，共产主义的祸害里根在1985年首次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前夕表示出惶恐心理与紧张期待，也不足为奇。他盼望翌日开始的会谈可以解决两代人以来的冲突——此一态度较接近卡特，而非尼克松的立场：
    “自从勃列日涅夫开始，我个人就盼望能与苏联领袖一对一地交涉，因为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完成一些外交官因职权所限做不到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认为如果高层人士在高峰会议中交涉谈判，然后两人携手步出会场，宣称‘我们已就此事达成协议’，则官僚也无法阻滞、破坏此一协议。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我从未有机会试行我的构想，现在总算机会到了。”
    尽管他谈及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是活生生的现实，里根在心目中根本不相信紧张是因结构原因而起，或因地缘政治因素而起。他和其幕僚认为只关心势力均衡，格局太小、太悲观。他们不致力于追求渐进成效，而是追求最后结果。这个信念使里根这帮人得到非常的战术灵活性。
    一位传记作家曾记述里根有一个“梦”，我本人也曾经听到他说过此一梦想：“里根总统有一个梦想，期盼能带领戈尔巴乔夫游览美国，让这位苏联领袖瞧瞧美国老百姓的生活。里根经常谈到这个梦想。他想象他和戈尔巴乔夫搭乘直升机飞过一个劳工阶级的社区，见到一座工厂，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他们在上空盘旋，俯视这个愉悦的社区，工人住在‘有前后院草坪的房子，或许车道上还有第二辆汽车或一艘小船，而不是挤住在我于莫斯科所见的兔笼子里。’直升机降落后，里根将邀戈尔巴乔夫敲门，问问住户‘对我们的制度有何看法。工人们将告诉他，住在美国真美好。”
    里根清清楚楚地相信他有责任尽快改变戈尔巴乔夫或其他任何苏联领袖的认识，使他们承认共产主义哲学错误，而且一旦苏联对美国真实特征的错误观念得到澄清，缓和修好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就这一层意义而言，尽管里根意识形态狂热，他对国际冲突本质的看法，还依然是十足的美国乌托邦思想。由于他不相信国家利益绝无调和可能，他也不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定无可解决。一旦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点改变，世界就不再有传统外交拼命要设法解决的争端。他不认为在永久的冲突与持续的修睦之间还有中间阶段。
    尽管观点乐观，甚至带“自由派”色彩，里根仍着眼于最后结果，一心想由坚定不懈的对峙达成目标。照他的思考方式，致力于结束冷战，不需要创造“有利的”气氛，或照常态谈判论者之说，单方面摆出善意的姿态。多数美国人认为冲突与妥协是政策的连续性阶段，里根则是战后第一位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两方面采取攻势的美国总统。
    苏联自杜勒斯以来，久已未尝面对此一现象——不过，杜勒斯并非总统，也未曾认真试图推动“解放”政策。反之，里根和其部属言行一致。从里根一宣誓就职起，他们就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第一，抵抗苏联的地缘政治压力，直到扩张主义的进度受到遏止并扭转为止；第二，发动重建军备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优势，并且使苏联的战略优势变为战略债务。
    美国角色的逆转，需要以人权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里根及其策士借人权问题发挥，试图破坏苏联制度。不过公平地说，他之前的几位总统也强调人权的重要。尼克松在苏联公民移民出境问题上用心颇深。福特在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条款上，有极大的人权保护努力（详见本书第二十九章）。卡特更以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轴，针对美国盟友时亦不稍假辞色，以致他的正义之声偶尔亦威胁到盟国国内之团结。里根及其策士更进一步以人权作为推翻共产主义、推动苏联民主化的工具，因此可说是世界和平的关键——里根1984年1月25日在其国情咨文中指出：“以被统治者同意为基础成立的政府，不在其邻国进行战争。”1982年里根在威斯敏斯特演说，称誉民主浪潮在全球各地掀起，呼吁自由国家“培养民主的基本架构，建立言论自由、丁会、政党、大学的体制，允许人民选择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文化，透过和平方法调和自己的歧见”。吁请自国内增进民主，乃是经典威尔逊主义基调的前奏：“如果本世纪往后的年代要目睹自由与民主理想逐步成长，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协助民主运动。”
    事实上，里根把威尔逊主义发挥至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