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美国不会消极坐等自由体制的演变产生，也不会划地自限，只抵抗对其本身安全的威胁。美国会积极促进民主，优待那些实现其理想的国家，惩罚那些不符所望的国家——即使她们还未公开挑衅或威胁美国。里根政府因此把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主张倒转来说：未来浪潮是民主的价值，而非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那一套。里根政府言行一致：它对智利的皮诺切特( Pinochet)保守军事政权，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都施压要求改革；前者被说服举行公民投票、自由选举，以致被推翻下台；后者则在美方合作之下遭到推翻。
    同时，民主十字军也在探究与后冷战时期特别有关联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调和民主十字军与美国长久以来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主义呢？诸如国家安全等目标，在什么程度下要顺从它？美国推进其价值观念时，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她要如何避免过度伸张和退让不前？后冷战世界使得里根执政早期成为仿佛久远的历史，它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
    当里根就职时，在设计可以打断苏联数年前不断扩张的策略之际，他并不忧虑其中意义混淆模糊之处。里根的地缘战略攻势之目标，是要让苏联人明白他们已经过分伸张了。基于共产党的战利品已无法返还，里根不接受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战略表达出坚信共产主义可以被击败，不只是被遏制的信念。里根促成克拉克修正案（该案阻止美国对安哥拉反共势力的援助）之废止、大量增援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发展一项在中美洲抵制共产党游击队扩张的大方案，甚至对柬埔寨提供人道援助。这是对美国团结的极大肯定，距中南半岛沦陷仅有五年多时间，一位意志坚定的总统就能再次在全球各地抵抗苏联扩张，而这一次美国成功了。
    苏联在70年代绝大多数的收获被扭转——不过若干退却是发生在布什政府期间。越南1990年结束对柬埔寨的占领，柬埔寨在1993年举行选举，难民预备回家；古巴军队在1991年撤离安哥拉；共产党支持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在1991年垮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党人也被说服接受自由选举，这是执政的共产党过去从未接受的风险；或许最重要者应推，苏联军队在1989年撤出阿富汗。这一切种种发展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锐气和地缘政治的信念。目睹苏联势力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崩溃，苏联改革派人士立刻引用勃列日涅夫耗费巨资、且徒劳无功的冒险行径为证，指称共产制度已告破产；他们亦相信共产制度下决策的不民主作风，迫切需要改变。
    里根政府借实施“里根主义”而达成这些成功；里根主义即是美国将协助反共的义军，促成其国家脱离苏联势力范围。这表示，武装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反抗俄国人，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 Confvas)，并且援助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反共势力。整个20世纪60~ 70年代，苏联煽动共产党针对对美友好国家之政府，发动叛乱。现在，到了80年代，美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苏联尝尝味道。舒尔茨国务卿1985年2月在旧金山演讲，说明此一观念：
    “许多年来，我们见到对手毫无节制，在全世界到处支持作乱以复制共产主义独裁政体，共产主义的任何胜利都被认为无可扭转。然而，今天的苏联帝国因内部问题重重、外界纠葛交织而日趋衰弱。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值得我们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放弃他们就是可耻的出卖朋友的行径——不仅出卖这些勇敢的男女老少，也出卖我们自己最崇高的理想。”
    威尔逊式的激越崇高的言论支持着全球自由与民主，同时却受到几近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主义的影响。美国没有遵循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名言：“跨洋出国扫荡群魔”；里根主义等于是帮助敌人的敌人之策略——黎塞留主教一定会衷心赞同。里根政府不仅拨款援助真正的民主人士（如波兰的民主人士），也援助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些人又与伊朗串通）、中美洲的右派人士，以及非洲的部落军阀。美国与这些土著之大不相同，就和黎塞留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大不相同一样。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在国家利益上契合，因之结盟在一起。其结果有助加速共产主义之崩溃，可是也使得美国必须正视她在其历史上刻意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政治家最大的困扰——什么样的目的可以使得什么样的手段合理？
    里根针对苏联的最基本的挑战方式就是加强兵力部署。里根在竞选期间，一直惋惜美国国防努力不足，也提醒人们注意苏联渐增优势。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忧惧反映出对核时代军事优势之性质的过分简化。但是，不论里根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认知正确性如何，他号召整个保守派支持的效果远胜过尼克松一再以地缘政治灾祸示警。
    在里根政府之前，针对美国冷战政策激进批评的标准论证是，整备军力没有效用，因为苏联永远会在每一层面，与美国的作为相埒。后来证明这个论调，比认为苏联瞬间即可达到优势的看法，更不正确。里根时代美国增加军备的程度和步伐，加重了苏联领导人心目中已有的一切疑心，认为这是阿富汗事件和非洲局势的必然结果，必须要认真思考：经济上他们是否有能力搞武器竞赛，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他们能否一直保持领先。
    里根恢复卡特政府业已放弃的武器系统（如B -1轰炸机），开始部署导弹，这是十年来美国第一个崭新的地面发射的洲际导弹。对结束冷战最有贡献的两个战略决定是：北约组织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
    北约组织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射程1500英里），可以溯至卡特政府时期。其目的在于缓和西德总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的盛怒；施密特不顾其所属的社会民主党之反对，大力支持部署中子弹——可使核战争杀伤力减弱——不料美国却单方面取消此一计划，令他大为震怒。中程导弹（部分是弹道导弹，部分是地面发射的巡弋导弹）事实上是为不同的问题而设计的——是要制衡由苏联内地领土发射，可及所有欧洲目标的为数众多之苏联新导弹（即SS-20型导弹）。
    在这个本质上，赞成部署中程导弹的论证是政治性的，而非由战略性出发的思考；它出自于20年前曾引起盟国对战略大辩论的同样的关切，但是这一回美国试图让欧洲盟国不要害怕。说得坦白一点，问题又是：西欧是否可以依靠美国动用核武器去击退苏联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发动的攻击？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国真正相信，美国愿意由美国大陆本土、或从其所驻守的海面发射导弹，动用核反击报复，在欧洲部署新导弹就没有必要。但是美国是否有决心这么做，正是西欧领袖保持怀疑的关键。美国领袖也有自己的理由要回应欧洲盟国的焦虑。要在集中于美国的全面战争，以及对苏联的核勒索屈服之间有选择之余地，也是灵活反应策略的一部分。
    当然，除了减少大西洋两岸伙伴之间的下意识地不能相互信任之外，还有更深层复杂的原因——新武器有机地把欧洲的战略防务和美国的战略防务结合在一起。这种论证说：苏联在动用传统兵力攻击之前，一定会先设法摧毁欧洲的中程导弹。因为这些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距离近、准确性好，首击便可以破坏苏联的指挥中心，让美国的战略兵力可以发挥最大效果。换言之，只攻击美国的中程导弹，而昕任美国的报复力量完好无损，太危险。中程导弹可能有相当数量未被摧毁，足可对苏方制造严重损害，这时美国未受到伤害的报复力量就会出现，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中程导弹可以把威慑的漏洞补起来。以当时的技术语言来说，欧洲和美国的防务因而“连接”起来。苏联倘若进攻任何一者，都无法避免掀起全面核战争此一难以承受的危险。
    欧洲其余国家（尤其是法国）也越来越担忧德国中立主义兴起。1982年，施密特政府下台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似乎又逐渐回到国家主义和中立主义——甚至在1986年选举时，社民党一位领袖拉方丹( Oskar LaFontaine)还呼吁德国退出北约组织统一的军事指挥架构。西德亦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导弹部署。
    苏联方面认为削弱德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的良机出现了，勃列日涅夫和其继任人安德罗波夫遂以反对部署中程导弹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1983年初，葛罗米柯访问波恩时提出警告，一旦潘兴导弹进入西德，苏联必定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谈；这一来大大掀起西德异议人士的声势。1983年7月，科尔访问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对这位西德总理提出警告，如果他接受潘兴二号导弹迸驻，“针对西德的军事威胁将会增加许多倍。贵我两国关系也必将遭遇若干复杂情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民，恐怕必须如若干人（《真理报》）最近所说的，得要透过导弹的高崖壁垒互相对看”。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在欧洲每个国家都发动大宣传。各种和平团体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呼吁裁军为先，不要部署新导弹；同时应立刻实施核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