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苏联过去是否真的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危？如果没有冷战施加压力，难道她不会解体吗？冷战是不是过度紧张的决策者制造出来的，反而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和谐？
    1990年1月，  《时代周刊》选出戈尔巴乔夫为“风云人物”( Man of the Decade)，利用此一机会刊出的一篇文章提出这么一种说法。文章作者断言：“过去四十年大辩论的鸽派，一直都对”，“苏联帝国从来不是真正的威胁。美国政策若非抓不到重点，就是缓解了苏联的动乱。民主国家过去40年的政策，并无特殊功绩，也不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而居功。如果没有真正的成就，而是事态自行演进，没有人能由苏联帝国的崩溃获致教训——尤其不能说在冷战结束而必须创造世界新秩序时，需要美国参与其事。”美国的辩论可以说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这是美国孤立主义的旧调——美国并没有赢了冷战，而是苏联输了冷战；并且如果美国不插手，事情也一样好—一甚至或许更好——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其实未必需要。
    相同的推理有另一个说法，认为冷战的确存在，也确实赢了，但是胜利属于民主的理念；不论环绕着东西方冲突是何种地缘战略措施，民主理念必定得胜。这也是一种逃避主义。政治民主与自由理念的确提供给不满人士——尤其是东欧国家的不同政见者一个重振士气的希望。统治集团军心涣散之际，要想镇压坚信民主自由的人士，就越发困难。但是士气溃散首先是因为制度僵滞而起，也是因为共产党精英的觉悟而起，他们的职位越高，就越可能知道真相，越发明白在长久以来声称是最高目标的此一斗争中，他们事实上已经输了，最多这也只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命题。民主理念集结起反共力量，但若非苏联阵营外交政策失败，以及最后苏联社会的崩溃，民主理念本身也不会迅速占得上风。
    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诠释者对国际事务的观点，他们谙于分析“相对力量”，比美国观察家更易于发现苏联崩溃的原因。1989年，伦敦经济学院马克思派教授郝立德( Fred Holliday)认为势力均衡已转为对美方有利。郝立德认为这是悲剧，但是不像自责过甚的美国人不能肯定自己国家领袖的贡献那样，他承认国际政治在里根执政时期发生了大转变。美国已成功地使得苏联介入第三世界的成本大增；郝立德的著作有一章很适当地定名为《采取守势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那the Defensive)，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诠释为企图舒缓美方的压力。
    最强烈的证词来自苏联方面的人士。苏联学者自1988年开始，承认苏联应对缓和之破裂负责任。苏联评论人士显得比美国许多批评者更了解缓和的命题，他们指出：缓和乃是华府使莫斯科不能挑衅已有的军事、政治现象的方法。勃列日涅夫这一代的领导人违背此一默认的了解，寻求单方面收获，激起里根政府的反应，以致苏联无力招架应付。
    最早、最有趣的一位苏联“修正主义”评论人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Socialist System)教授达希契夫( Vyacheslav Dashichev)。达希契夫在1988年5月18日当期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领导层历来的估计错误和无能”，使得世界其他大国全都结合在一起反苏，也激发了武器竞赛，搞得苏联国库空虚，不胜负荷。因此，苏联传统上站在世界家庭之外，所采取的设法破坏的政策，必须抛弃。达希契夫说：
    “西方国家认为，苏联领导人积极利用缓和加强其军力，寻求在军事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并且与所有的敌对大国大体上能相上下——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实。美国受到越南战祸之打击，对于苏联在非洲、近东和其他地区的扩张，有非常敏感的反应。
    一‘回馈’效应的运作使得苏联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方面陷于非常困难的位置。她受到所有的世界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中国的反对。跟她们庞大的优势力量作对，非常危险。远远超过苏联的能力所及范围。”
    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25日在外交部一次会议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逐项列举出苏联的种种错误，例如进军阿富汗、与中国交恶、长期低估欧洲共同体、耗费不赀搞武器竞赛、1983~1984年间退出日内瓦武器管制谈判会议、苏联早先决定部署SS-20导弹，以及苏联必须保持与全体敌国兵力相埒的国防理论。换言之，谢瓦尔德纳泽几乎对苏联过去25年的所作所为，全都加以批判。这等于是默认西方政策对苏联有重大影响，因为民主国家若是未对冒险行动施惩，苏联政策就可以称是成功的政策，也就没有需要重新评估了。
    美国两党历任八位总统追求结束冷战，而冷战之终结与1947年凯南所预测者大体相同。不论西方国家采取多么宽容的政策，苏联的制度使她非得借外界常有大敌的幽灵，来合理化它强要百姓忍饥受苦，并且维持武装部队与情报安全机构以保障其政权的做法。西方国家反应的累积压力在里根时代达到最高点，苏共第二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把正式理论由和平共处改为相互依存，对内镇压的道德基础为之消失。接下来，如同凯南所预测，苏联人民习于纪律，不能立刻适应宽容与妥协，一夕之间由最强沦为“国际社会中最弱、最可怜”的一个民族。
    本书前文提到，凯南后来认为他提倡的遏制政策太侧重军事方面。更精确的评语应该是，美国一向在过分依赖军事战略，以及情绪上过分倚赖敌人回心转意之间，摇摆不定。我本人也曾经屡次批评以遏制名义提出的许多政策。不过，美国政策的整体方向可说相当有远见，而且虽然政府更迭，决策者个性各异，仍然保持相当的连贯性。
    当自信的苏联帝国一副俨然代表未来新潮流的模样，而且世界领袖也倾向于接受此一见解之时，如果美国没有出面组织反抗，已经在战后欧洲崛起为最大的政党之共产党，可能就得逞。从柏林问题起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就无法抵挡住，而且也必然会发生层出不穷的其他危机。克里姆林官利用美国在越战之后举国骚乱的局势，派出附庸国部队到非洲，也把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如果美国不起而保障全球均势，并且协助重建民主社会，苏联就会更不知节制。美国没有由均势的角度来观察、界定自己的角色，的确令痛苦增加、令过程繁复，但是这也使得美国有前所未见的坚贞信念与创意。并且事实也没有改变，美国依然保持了全球均势，以及世界和平。
    冷战获胜，当然不是哪一位总统的成绩。它是美国两党40年努力之功，也是共产党积70年僵硬之果，里根现象乃是个性与机会偶然汇合的结果，早了十年，他会被认为太逞强好胜；晚了十年，又似乎太偏执一途，毫无折中。以意识形态上的强悍号召美国民众支持，再加上外交上的弹性作为（换了另一位总统，保守派恐怕就不会原谅他如此做），正好是苏联衰弱并出现自我怀疑心态的时期所需要的对策。
    然而，里根外交政策性质上的夕阳无限好的意义，大于新时代曙光的意义。冷战几乎是美国人定见的产品。美国人心目中认定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挑战，因而其普遍真理不论是否过分简化，如何适用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问题，成为一大考验。军事上的威胁之大是明显、迫切的，其源头非常清晰。即使如此，美国仍不辞辛劳，由苏伊士运河到越南，把她的普遍原则运用到并不友善的特定案例上。
    后冷战的世界，不再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在本书写作时亦无任何一例地缘战略上的冲突对峙。几乎每一情势都是特例，自认为与众不同的特殊主义，激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使得美国以不屈不挠的决心赢得冷战。但是在21世纪的多元世界里，需要更精细的运用。美国最后仍须面对她在其历史上一直能够回避的大挑战：传统上自视为单纯的哨兵或十字军，依然界定着美国的选择，或局限住美国的发展。总而言之，美国终究必须对其国家利益的发展作出确切的定义。
第三十一章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威尔逊主义与各国政策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初期，威尔逊主义似乎胜利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挑衅和苏联地缘政治的挑衅，同时被克服了。道德上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已与地缘政治上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使命，结合为一。无怪乎布什总统以经典的威尔逊式的言词描述他所期望的世界新秩序：
    “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以磋商、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治而团结，并借由平均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
    继布什之后的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以非常类似的言词表达美国的目标，阐释“扩大民主”的理念：
    “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