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研究地缘政治与历史的学者对于此一方法一边倒的情况，相当不安。他们担心在过度高估美国影响俄罗斯内部演变的能力的情况下，美国可能没有必要地被扯进俄罗斯内部的争端，遭遇民族主义的反弹，而且忽视了一般的外交政策工作。他们愿意支持能让俄罗斯修正传统的粗暴野蛮行为的政策；基于这个理由，也形成经济援助以及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计划。然而他们也认为，不论谁统治她，俄罗斯跨有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称为地缘政治心脏地带的领土，也继承最丰富的帝国传统。即使假设的道德转型会出现，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在此之前，美国应该分散风险，不要单押一注。
    美国也不应该期待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会获致可与马歇尔计划媲美的成绩。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西欧，还有一个能运作的市场制度，结构良好的官僚体制，并且多数国家具有民主政治的传统。它由于来自苏联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威胁，而与美国结合。站在大西洋同盟的保护盾之后，经济改革促成基本的地缘政治现实出现；马歇尔计划使得欧洲能重建其国内统治的传统模式。
    后冷战的俄罗斯却根本不存在类似的条件。减低疾苦、鼓励经济改革，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但是它们不能取代面对一个具有长久扩张主义历史的国家，应该认真保持全球均势的作为。
    本书写作之时，经过两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正陷于瓦解分裂状态——情形与1917~1923年期间相仿佛，后来她由那段期间复原后，并未抑止其传统的扩张主义节奏。管理一个式微中的帝国局势，是外交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19世纪的外交迟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使她不至于迸发全面战争；20世纪的外交证明不能扼制奥匈帝国的分裂。帝国崩溃中产生两种紧张的源头：邻国想趁帝国中心式微而占便宜，而式微中的帝国则企图在周边邻国重振权势雄风。
    前苏联后继各国里，都同时发生这两种过程。伊朗和土耳其针对伊斯兰教徒占多数的中亚各共和国，寻求增加影响力。但是最惹人注目的地缘政治大动作是，俄罗斯企图恢复她过去在莫斯科控制的全部地区之霸权。莫斯科以维持和平的名义，寻求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莫斯科指导保护体制。美国由于专注于“改革派”政府的善意和不愿采取地缘政治的议程，迄今仍默不作声。她没有太多作为去促使前苏联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例外——获致国际上的接纳。美国高级官员到这些国家访问的次数少，间隔时间又长，给予的援助也少得可怜。莫斯科部队在其领土上的活动，或甚至长期驻防，几乎没受到质疑。莫斯科在事实上被当做帝国小心看待，她也以此自居。
    部分原因出于美国处理发生在前苏联帝国领土上的反共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时，把它们分别视为单一的现象对待。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反共革命在整个前苏联领土上获得极大支持；反帝革命是针对俄罗斯霸权而发，在非俄罗斯的新兴共和国里非常受欢迎，但是在俄罗斯联邦里，却极其不受欢迎。俄罗斯的领导集团长久以来认为他们肩负“文明开化”的任务（详见本书第七、八章）；绝大多数的俄罗斯领导人物，不论其政治信仰为何，拒绝接受苏联帝国崩溃的事实，或是后继各国的合法地位，尤其对俄国东正教发源地的乌克兰之独立，大不以为然。即使索尔仁尼琴撰文主张俄罗斯甩掉不情愿受其统治的外国臣民之噩梦时，也力促莫斯科一定要保留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几乎一半的哈萨克斯坦作为核心集团，这等于是前帝国约900/0的版图。在前苏联的领土上，不是每一位反共人士都是民主人士；也不是每位民主人士都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
    务实的政策将承认，即使是叶利钦的改革派俄罗斯政府，依然经常不顾地主国明白表示的愿望，在绝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里维持俄罗斯驻军——而这些国家已全都是联合国会员国！这些军队曾在若干共和国参与其内战。俄罗斯外交部长一再提出一个观点，俄罗斯要垄断对“近邻”的维持和平工作，这与企图重建莫斯科主宰地位几乎无法分辨。和平的长期前景将受到俄罗斯改革的影响，但是短期前景则要看俄罗斯军队是否能被劝导留在国内。如果他们重新出现在旧帝国的欧洲、中东边境，俄罗斯及其邻国之间长久历史上之紧张关系，再加上恐惧、互相猜疑心理作祟，势必重新蹿升（详见本书第六、七章）。
    俄罗斯定然在它称为“近邻”的地区有安全上的特殊利益。（“近邻”指的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与旧帝国以外的地区有别。）基于世界和平，这些利益必须在无军事压力或单方面军事干预的条件下予以满足。关键问题是，是否把俄罗斯与这些新兴共和国的关系视为国际问题，受到外交政策一般接受的规则之管理；或者把它当做是俄罗斯单方面决策可及的问题，美国若是希望能影响它，就必须求助于俄罗斯领导阶层的善意反应。在若干地区——譬如，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中亚各共和国——美国的国家利益可能与俄罗斯的利益并行不悖，最起码在抵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是设计恢复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美、俄在当地的合作十分可能。
    本书写作之时，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前景尚不肯定：俄罗斯民主化之后是否会执行导向国际稳定的政策，也仍未明朗。俄罗斯在她长久的国家历史中，与西方世界走在相当不同的道路上。她从来没有自治的教会系统，她错过宗教改革、启蒙时期、发现新大陆时期和建设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期。缺乏具有民主经验的领导人物。几乎全体俄罗斯领导人——其他新兴共和国亦然——都曾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身居高位；追求多元主义不是他们的第一天性，恐怕也不是最后的天性。
    甚至，由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无论在何地推行，都会相当痛苦。经理人对市场与激励毫无经验，工人已失去动机，部门首长过去从来没有理睬过财政政策。停滞，甚至衰退，几乎无可避免。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在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时，没有谁能避免痛苦的严酷情势；加上美国许多专家顾问推荐的休克疗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由于对过度付出的社会与经济成本不满意，使得共产党人在已脱离共产主义统治的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声势大振。1993年12月的俄罗斯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合计得票接近50%。
    最当真的改革派也可能在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中找到可以获致团结力量的目标。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在长久的历史上一直不脱宗教使命感和帝国主义色彩。心理学家可以去辩论其原因是出在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还是天生的侵略性。就身受俄罗斯扩张行为之害的民族而言，其间的区别只有学术意义。在俄罗斯，民主化与外交政策有节制，未必并行。因此，那种和平主要靠俄罗斯国内改革即可确立的论证，在东欧、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或中国，很少人支持；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也因此热切希望能加入大西洋同盟。
    配合外交政策考虑的系列行动，应设法就可以预见的趋势准备反制力量，而且不要把全部筹码押注在俄罗斯的国内改革之上。支持俄罗斯自由市场和俄罗斯民主之同时，也应该强化对俄罗斯扩张行动的障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俄罗斯受鼓舞，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中心力，重视由圣彼得堡到海参崴横跨1 1个时区的国内领域之开发，俄罗斯的改革将会加强，也没有理由要罹患幽闭恐惧症。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政策，可谓针对某一个别领袖的社会工程，孤注一掷。布什时代，就是戈尔巴乔夫；换了克林顿政府，也换成叶利钦；由于戈、叶两氏个人坚守民主，遂被当做俄罗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的保护人。布什痛心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解体，克林顿则默许俄罗斯恢复旧日势力范围的作为。美国领袖不太愿意求助于对俄政策传统外交的煞车，因为担心会挑激起叶利钦（以及叶之前的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民族主义反对派人士之反弹。
    俄美关系迫切需要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严肃对话。把俄罗斯不纳入外交政策的正常考虑，对俄罗斯极不利。因为一旦他日她被引诱必须有所行动时，已无从退却，往往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美国领袖不应该害怕坦诚地讨论美、俄利益在何处有交集、何处又分歧。俄罗斯这些搞内斗的老手不是容易害羞的新手，其国内均势不会因务实对话而解体。他们能够体会了解基于互相尊重彼此国家利益的政策。事实上，他们可能更能理解类似的算计，而不是求助于抽象、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思想。
    把俄罗斯纳入国际体系是新兴国际秩序的关键。它有两个成分，必须保持均衡：影响俄罗斯的态度，以及影响俄罗斯的算计。美国有必要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技术顾问，以纾缓过渡的痛苦；也应该欢迎俄罗斯加入促进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的组织——例如欧洲安全会议。若是故意不理会俄罗斯帝国意图重新出现的事实，只会阻碍俄罗斯改革，而非帮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