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

然而，明朝的户部可不会样样都准，明朝臣子们经常会打回皇帝的申请，无论是子女大婚还是后宫和膳食的开支，都有被彻底打回和大幅度削减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万历要在外面捞钱了。
  再一个，皇帝的内帑其实并非都用于私人，外廷请皇帝拨内帑用于国家开支的记录比比皆是。事实上，明历朝内帑用于军费的比例极大，嘉万朝起，尤其是边镇用钱，动辙出内帑数十万上百万的记载屡见不鲜。本质上，内帑是户部变相的应急预备金，一旦户部开支不过来，臣子们就会要皇帝掏钱，而且通常皇帝还必须掏。因为，这个天下是他的，不掏会被臣子们骂个狗血淋头，一直骂到皇帝乖乖掏出来。嘉万起的明皇帝们，在其他问题上能和臣子们拧着干到底，但在这事上，最后还真没一个敢真不掏钱的——除非是真的没钱了，譬如崇祯。
  不过，即使在经过万历不断赏赐他喜欢的福王以及各种其他折腾后，到万历四十八年他去世后，只光宗朱常洛还没登基的那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向外廷发放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两的内帑用于边镇开支——可见到万历末年，内帑还是有相当结余的，给外廷提供了很大支持。
  至于外廷的财政情况，如前所说，七年朝鲜战争的年均开支为一百三十余万两，以明朝当时的财政收支来看，这实在不算太大数目，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而从当时加派的临时税项事毕即停这个现象看，也可以知道压力确实不大，不然就会一直收下去，譬如明末加派的三饷。
  除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状况外，我们再举一项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赖建诚先生的《边镇粮饷》，是以万历朝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为基础专门讨论明朝边镇财政的专著，按计算，明朝晚期光是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达六千万两之巨，总额六倍于朝鲜战争，这还没算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对付蒙古边患的耗费。
  事实上，明朝真正的毁坏，是坏于明晚期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各地农民起义，除极大地破坏了国内财政税赋收入外，同时也破坏了运输。像南方向北方及川中向中央政府输送的大批钱粮物资无法抵达北京，积压在沿途，致使北京府库不足用度。再加上辽东与后金连绵不断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北京储备的钱粮和各地兵员。这些毁坏，远远大于财政一度中兴的万历朝的各种耗费。
  万历时期，可以说它在政治上有各种弊端开端之举，政治影响恶劣。但从财政看，发生于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开支，对明朝国运和国力的影响并不大。而其他的如万历派出的矿税监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实际也远没文人们描写的那么不堪。
  明朝清流文人笔记里充满派系利益和政治动机的财政描写，实在不好太当真。
  我们现在可以摘掉“财政”这副有色眼镜，重新审视一下，万历朝鲜战争的意义，到底何在。
  第一个当然是它把朝鲜李朝从亡国的境地解救了出来，轻松地复了国，这对朝鲜李朝自然是大事，但对明朝同样也是大事。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是明中后期是牵制后金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个牵制，一直到明末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后才逐渐消失。
  明军入朝替李朝复了国，再次确立了明朝是李朝的宗主国，是朝鲜李朝的父母之邦这一大义名分，这对朝鲜李朝朝野的各种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首先是朝鲜李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临海君李珒及顺和君等人，在这次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因此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后来继位的是宣祖大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然而他的继位，却因明朝“争国本”事件的拖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明朝的承认。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上表明朝请准封光海君为世子，结果明朝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而不准。之后的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继续上表请准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正当“争国本”风头上的明朝当然还是不准。因此，光海君对明朝的怨念不是一般二般的大，可以说是肯定心怀怨恨。
  万历三十四年，宣祖大王的仁穆王后生下了永昌大君，因此李朝内部也出现了和明朝“争国本”一样的问题，朝中的北人党分裂为主张拥立光海君的李尔瞻大北派，及主张拥立嫡子的柳永庆小北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势大的光海君占据上风嗣位，随即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明朝正式册封。谁知万历帝以其未经批准先斩后奏，是为专擅，便将此事压了下来。后来因东北女真势力日大，考虑到要朝鲜牵制女真，最后在十月准了光海君嗣位的请求。
  光海君嗣位后，朝中的党争并未消除，全盘继承华夏文化衣钵的朝鲜士人们，和明朝争国本的士人一样固执，继续争斗不休。但光海君很强硬，上台后就将仁穆王后给废了，又把宣祖长子、同母兄临海君，以及年仅两岁的宣祖嫡子永昌大君都给杀了。
  明天启三年三月，绫阳君李倧、西人党李贵等人和南人党联手，发动了政变。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人被赐死，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也就是李朝仁祖大王。光海君被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江华岛。
  对十分重视伦理的明朝来说，这种下克上的宫廷政变是不可接受的，且朝鲜废黩的是明朝正式承认并册封的国王，这种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消息传到明朝，当时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即上疏朝廷，声称必须对这种目无明朝、以臣篡君的大逆不道行为进行讨伐，以振王纲：“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朝鲜对此大为惊恐，当下又派出外交使团前往登州拜见袁可立进行传统的“辩诬”行动，希望说服袁可立改变立场，并进而影响明廷对此事的态度。
  袁可立此人，应该说是个务实的能吏，对北方女真和朝鲜等势力很熟悉，如崇祯年致辽东总兵毛文龙死地原因之一的刘兴祚叛归明朝事，就有他的功劳在内。因此当朝鲜职业辩诬使团抵达山东，言辞恭谦地与袁可立进行了长时间勾兑后，出于对北方形势的务实考虑，袁可立认为既然李倧已经事实上掌握了朝鲜李朝的政权，则此事可以从权，但在大义名分上却不可让步。最后他上疏朝廷提出了这样一个处理意见：“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
  虽然最后李倧如愿以偿获得了册封，但这起事件对朝鲜李朝的影响，一直到清朝还没结束。
  五十年后，朝鲜李朝闻听清朝正在修编明史，遂再次派使团出使清朝“辩诬”，向清朝声讨明朝官吏袁可立，并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为朝鲜李朝王室的这次政变正名、洗冤，以证明现在的王室继位是合法的。
  只不过虽然朝鲜李朝使团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社交攻势，国王李淳也亲自上奏康熙表达了这一意愿，但中国史书最终并未如他们所愿进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国的姿态记录了这一政变，并对其进行了定性。
  一个国家，国王的册立需要他国册封承认，无论如何，这都是心头一根去不掉的刺。这种情绪经过多年发酵，1897年，朝鲜李朝的李熙终于称帝，改年号为“光武”，并改国名“朝鲜”为“大韩帝国”，终止了一直以来和中原帝国的从属藩国关系。
  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不但让丰臣秀吉气病身死，也使他的嫡系损失惨重，直接后果是德川家康乘此机会一举击败丰臣势力，建立了德川幕府，同时彻底打消了在亚洲争霸的念头，采取了延续三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避免刺激明朝。这使得亚洲此后三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没出现任何变化。但是，日本这一次“进出”朝鲜，给后世的野心家留下无穷的遐想，当他们的野心再度燃烧起来的时候，朝鲜又会成为这头饿狼的第一口食物。
  对明朝，尤其是对万历皇帝来说，这是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因为此后几百年里，此战获得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靡师耗饷大伤明朝元气——无论它到底真的如此。
  这也是促使我们花力气去搜集中、朝、日三国史料，把这场战争重新写出来的最重要原因。
  万历时期，明朝的国力毫无疑问依然是亚洲最强的，这点没什么好怀疑的。而万历朝的军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军队将领、士兵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也都是亚洲最强的，这也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
  万历前期戚继光及东北李成梁等将领对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打击和压制，后来新一代将领如李如松平定宁夏叛乱，麻贵麻家军在西北的镇压，乃至朝鲜战争中明朝北方边镇骑兵的优异表现，南军步兵和火器的夺目风采，陈璘率领的大明水师的过人战力，都充分说明万历时期的明军，是发展异常全面的亚洲第一强军，且名副其实。
  这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个总结性的对比，以数字来说明。
  如前所说，壬辰之战中，明军方面的宋应昌动员了七万左右人员（含运输和军械制造等），兵部计划入朝兵力数为四万八千人，但一直到年底，实际入朝作战的仅三万八千人，到次年年中才达到四万三千人，这其中还包含了已发生的伤亡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