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我想她准备把曼萍的情况告诉我了，但那时，那个女佣人捧着两杯热茶进来了，我们的话又被打断了。
  席很快就振作起来，煞住了泪水，好像她对那女佣很提防。
  "她是阿姨．"席将她介绍给我，"她来这里照顾你，她可以睡在另一间屋里。""谢谢你，阿姨。"我接过她手里的茶说。她年约五十左右，长得十分敦厚健壮，皮肤粗糙，一双手肌肉十分发达有力。当她把茶杯端给我时，一直在上下打量着我。
  "要不要烧点热水洗个澡。"她问我。
  "不，谢谢你。我现在还不想洗。待我想洗时我再告诉你吧。"在她关上门离开时，我问席："现在还可以请保姆？""当然，现在有许多失业的人。假如家里有孩子或者病人，完全可以请个保姆，没人会讲闲话的。我们现在是公安局建议要替你找个保姆。他们说你病得很重，需要开刀。听他们说起来，好像你的身体十分不好，比你的实际情况要差得多。虽然你看着比过去瘦了点。"席看着我消瘦的身子和额上的皱纹说。
  "没关系，只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慢慢会好的。你从哪儿找来这个阿姨？"我问席。我怕那阿姨是由公安局派来的。
  "是妈妈从她朋友处找来的。但是，"席压低嗓音说，"她与陈妈不一样，你与她说话时要当心。"我点点头。
  "现在中央的情况不同了，我想政府会对你好一些。他们分配给你这两个房间，还有一个独用的浴室。还有昨天，在我挂窗帘时，房管所一个负责绿化的人也来过了，说要给你在花园里种点树。她还问我你喜欢什么树。"因为我配到了带独用浴室的两个房间，房管所绿化处又要为我在花园里种树，因此席得出政府要优待我的结论。因为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命运之神。中国老百姓对政府任何细微的表示都非常敏感，因这能反应出我们在上级领导中的地位。
  席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一点，开始有说有笑了。所以我决定向她提及曼萍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有关曼萍的情况了吗？"她以估量的眼光看看我，好像还在踌躇着，猜测我能否承受这一切。然后，她好像决心把一切全盘托出了。"那时，我不在上海。你知道，自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了，八月份我连曼萍的生日聚会都不及参加，正在等待分配呢。那年十二月，我被分配至贵阳。到那里以后，我被派往贵阳附近一个农村公社里接受"再教育"。一九六七年夏天，妈妈告诉我曼萍自杀了。"一切正如我在第一看守所时收到她衣服时所猜疑的，曼萍真的死了。然而当时，我还是多么希望，在出狱时能见到她仍然活着，现在，我那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什么都完了。当时索性死在监狱里倒好，现在也不会感到痛苦了，永远也不会知道曼萍已死这个事实了。我竭尽全力，为着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却了意义。我只觉得自已四周一片空空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令我都不知身在何方。席双臂环抱着我，我俩一起为曼萍而哀哀哭泣。
  "他们怎么折磨她而令她走向绝路的？我想非是逼不得已，一个健全的女青年，是不会想到自杀的。""听说在电影厂大会上宣读的自杀者名单中，有她的名字。昨天公安局来人对我说，不要把这情况告诉你。他说明天电影厂革委会会来向你说明的。"席说。
  "他们有无宣布她自杀的原因？""我参加了那次会议。但一般情况，总是说自杀者对文化革命态度不端正。""空话！"我说。
  "就是嘛。我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了解到事情真相。但我可肯定，不会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她接着说。
  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查明白她的死因。这或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不查个水落石出，我是不会罢休的。但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否则让上面察觉后，会来设法阻止干扰我的。我不能让任何人觉察我的计划，包括席。
  "你现在在上海工作吗？"我问席。
  "喔，不。我是由市公安局通知我回来的。他们给我单位发了份公函，要求给我一个月的假期。那已是近两个礼拜前的事了。起先，公安局是要妈妈来为你料理这一切，但她在一年前患了心脏病，已不能去商店排队购物，所以公安局让我回来。我不久就要回贵阳去，我需去照看我的孩子。我已结婚了，有一子一女。"说着，席高兴地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她全家的生活照。
  "恭喜你。"我说。
  照片上有个很漂亮的四五岁左右的女孩子，还有一个健康的男婴，另外就是对着镜头的她与丈夫。
  "他叫李栋，从北京戏剧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贵阳。当时贵阳市文化局内部忙于揭"走资派"，造反派之间又在互相争夺领导权，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根本没人关心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所以他们就把我们都送到公社去劳动，接受"再教育"去了。李栋和我很快就成了朋友，在贵阳郊区公社劳动是很艰苦的。因为那边都是梯田。每天，我们都要挑着肥料和水等重担，在梯田塍间上上下下走好几百步。那些农民对我们很粗暴，他们讨厌我们还要去分吃他们那点本来就为数极少的粮食，但又不敢拒绝接受我们。所以他们挺不欢迎我们。哪怕我们干活再巴结，也总说我们做得不努力。我十分惧怕他们。有时候我想，我会活活累死在这里，永远也回不了家。李栋总是十分照顾我，当那些农民对我有不规的行为时，他会出来保护我。他是个剧作者，因此熟知许多中国古代小说。他常常以他的幽默和有趣的故事来为我解闷。""你和李栋一起生活很愉快吗？""是的，我们过得很幸福。他很关心我和孩子。你知道吗？他正在秘密地写一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剧本，名叫《疯狂》，是个讽刺剧。""天呵！一旦那稿子落在造反派手里会出事的。你们是住的公家的房子吧？他冒这样的险，令我很为他担心。""李栋说他非写不可，否则他的脑袋瓜要气炸了。另外，我们单位的造反派与他相处得还可以，不致会搜查我们居室。李栋像是造反派的地下参谋。这些人文化很低，从未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叫李栋代他们起草发言稿，因为李栋能把马列主义书本上及毛圭席著作里的文字引用进去，让造反派很有面子，群众会认为他有文化。有时，在造反派搞派性争斗时，李栋还为他们密谋策划。"席告诉我说。
  "为什么要这样昵？"席笑得前俯后仰："李栋说，因为他自己不能杀造反派，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在派性殴斗中互相残杀。"我惊愕得讲不出话。我向席打听了李栋的家庭情况，这才明白他的压抑是家庭悲剧所致的。他的大哥是个信仰共产党的教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从而导致他嫂嫂的自杀。他的父亲被红卫兵打成地主，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没头没脑的拳打脚踢，使他心脏病复发而亡故。
  "我想你们现在已不在农村了？""不在了。自从毛主席邀请了美国乒乓球队参观北京以后，就把我们调至贵阳市。忽然，那些造反派对我们十分友好，因为我出生于澳大利亚。他们以为澳大利亚与美国是一回事。"席纵声大笑，"每人都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派密切注意着中央的步骤。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表示中国愿与美国友好。有人说，中央政治局只要吸一口气，整个中国大地就会刮起一阵暴风雨。""你现在的职业是什么？""为贵阳歌舞团伴奏。"席的母亲来了。我这位老友衰老得几乎让我认不出了。满是皱纹的脸上，显出一副颓唐和看破红尘的神情。她热烈地拥抱了我大声说："你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呵！能看到你真让我太高兴了。"我又回忆起二十六年前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那时，我俩都是年轻的妈妈，身后跟着两个穿着打折太阳裙的小女孩，她们并肩走着，手里拿着玩具小桶和小铲，然后在金色的沙滩边开始筑起一座座黄沙碉堡。我们再也想不到，我们自己所置身之处，也像这黄沙筑起的碉堡一样，这么快就会坍倒。席的父亲那时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工作。我们是满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中国的。
  自然，席的母亲也在想起曼萍。她说："你要坚强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无法挽回。现在主要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不好，过度的悲伤对你不利。你要放宽心。"随后她告诉我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他们所受到的一系列侮辱和迫害，与那些曾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及海外回来的一些人大同小异。她说她已被批准以教师的身份退休了，但丈夫还在银行里工作，因为他们未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还住着原来的房子，红卫兵只是焚毁了他们的书，没收了他们的"财宝"。
  我感谢她为我准备好住所。她说："自从周总理主持工作后，情况要好多了，许多人从看守所里放出来了。""很多人被关进看守所吗？"我问她。
  "是呵！几乎所有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我知道的有香港汇丰银行的华籍经理，还有我的邻居的亲戚、渣打银行的总经理，他们俩都关押在第一看守所。其中一人已于去年年底释放，另一个据说也快出来了。他们中有一个的太太，在红卫兵抄家时就去世了。那个可怜的女人，给吓坏了，从他们六层公寓的窗口往下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