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我默默地回昧．着她讲的一切，她说："最要紧的是，你得先去医院。现在大部分看门诊的医生都是没经过训练的冒牌医生，你需要找个有经验的医生。公安局说你患了子宫癌。""我不信我是生了癌，"我说，"我出血已出了很久，有好几年了，假若真是癌的话，我现在应当感到疼痛了。""那太好了，我也希望不会是癌症。但你还是急需找一位有经验的医生给检查一下。""行吗？我不知那位老医生现在怎样了，他是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的郭王奏医师。""恐怕郭医师病得很厉害，他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想想办法，再给你找个医生。可能要走一下"后门"。""后门？"我问。
  "这是现今办事的一种新途径，"后门"是指通过朋友或熟人，请一位好医生，或买到些费们急需又不易买到的物品。"她解释给我听，"当然通过"后门"办事，要付较高的代价，因为我们要以礼物来代替金钱，送给那些为我们办事的人。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目前办好事情的唯一办法。""那违法吗？"我问。我记得共产党向来十分痛恨这种行为，而人们也不敢做这种事。文革前，除非那些享有特权者，一般是没人私下干这种事的。
  "所有的法律和规章现今都被视为"走资派"的一套，也没人再管什么合法还是不合法。我想只要一个人被捕了，他就是违法了，没有被捕，就是合法的。人们之所以把这行为叫作"后门"，就是为了避人耳目，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做了。"阿姨开饭了。我去浴室洗手。六年半来，我还是第一次照镜子。待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时，真是大吃一惊，我看到自己苍白的脸庞上，双颊深凹，头上披着一绺绺枯干的灰白头发。只有一双眼睛却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需要提防外界。现在这副面容，已与过去的我大不相同了。毕竟六年半，不是个短时期，我总是会苍老一点的。我又对镜中的自己看了看，希望不久我的脸色会重新红润丰满起来，我的眼睛，能以宁静，而不是惊弓之鸟的神情，来看待世界。
  席和她的妈妈已坐在桌边了，阿姨已准备好一桌好菜：有鸡汤，肉片炒菜心，米饭很软糯，我已有好久没有见到这些菜了。但我一点食欲也没有了，因为我牙龈疼得无法咀嚼，我只喝了鸡汤，吞了几口饭。
  "我想先去看看牙医生，再作妇科检查。"我说。
  "我介绍你去看我表姊。她是第六人民医院的牙科医生。"席建议道。
  "你先与她联系一下，做些准备工作。"席的母亲提醒她。
  "明天早晨我先去看她，回来再给你回音。"席对我说。
  待席与她母亲离开后，我帮着阿姨收起碗盏，走下狭窄的后扶梯，放入厨房去。然后我又去阿姨的小房里看了看。那里只有一张小床，上面堆着她的衣物，其他没什么家具了。窗上也没装窗帘。看来，席既没钞票，也没家具来布置这两个房间。我从自己房里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阿姨床边。
  我底楼下让阿姨给我烧点洗澡水。我已发现浴缸里积满一摊摊的黄垢，但没有擦洗的器物。而且，这个季节的夜晚依然有几分寒意，我又无法增高浴室里的气温。
  在上海洗盆浴也是十分累人的，因为需要大量的热水。阿姨先要煮开几壶水灌满热水瓶，然后再用大锅煮上大锅水。在我等着洗澡水时，发现席为我在书桌的抽屉里放好一些信纸信封。我写了一张便条给曼萍的朋友和老同学孔-一制片厂的演员。我想他是唯一详细了解曼萍死亡情况的人。我要他立即来看我。阿姨端着沉甸甸的一大锅水，从后扶梯上摇摇晃晃地上来，我立刻把从看守所里带回来的那只搪瓷脸盆拿过去，让她把锅子放在脸盆里，以免烫水溅着她的手，然后我俩扛着脸盆走进浴室。
  再没有看守来催我了，所以我可以洗得十分彻底。我将一大锅水和六热水瓶水都用完了。待我从浴室出来后，我就站在阳台上，望着微弱的街灯下的马路，观看一下自己四处的环境。
  分配给我的房子，是一条弄堂里的许多幢房子之一，一排住宅的最末一套。这里全部房子的设计都是一样的，但都需要加以粉刷。我前边也是一排一式一样的房子，与我前门的小花园相隔六英尺宽的水泥道。在阳台一端，我望得见隔壁邻居家的花园，里面撑起几根竹竿，上面晾着衣服。这里一度属上海中产阶级的住宅，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可住宅又造得不多。因为上面的政策一度为发展内地，而不是发展沿海地区的。所以现在一般一幢房子都合住着好几户人家，大家共用厨房、浴室和走廊。我出世以来，从未住过这样的房子，因此我盼着有一天，可以收回我自己的住宅。
  虽然马路上行人稀少，静寂无声，但我想夜并不太深，但因我体力精力都支持不住了，就关上房门躺在很干净的床上。今天一天，显得特别冗长，但我不能入睡，好像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胸口。当席和她母亲在时，我还极力抑制着自己。现在，已没有看守在监视我，阿姨也早就入睡了，几年来，这是我真正自由的时刻，我埋在心底的悲痛，到这时，才全部化成眼泪涌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电影厂来了两个人，他们自称是上影厂革委会的，来向我宣布我女儿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自杀身亡。
  "听公安局说你因身体原因而释放，我们也了解你即刻要进医院治疗，所以我们决定正式通知你有关女儿的死亡情况，这样，她的问题便告一段落了。"其中一人说。
  整个过程只他一个人在讲话，另一人只坐在那儿听着。
  当我听他说我是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而释放时，觉得很奇怪。但我又不能与他就这个问题来追究辩白。所以我只能说："我要知道女儿死亡的具体情况。""她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清晨，从体育协会九楼窗口跳到南京路上死的。""她怎么会到上海体育协会大楼去？""她被造反派带去那里审讯的。""为什么要审讯她？"我问。
  "那不是主要的问题。"他说着把话题扯开了。
  "那当然是重要的，这与她的死亡直接有关。"我正色说。
  "这与她死亡无关。她是自杀的，她对她的死亡自己负责。"那男人态度生硬地说，"但我们是在你女儿死后，在一九六八年作为工宣队进驻上影厂的。""在你们进厂前后，厂方有否对她的死因进行过调查？"虽然我十分憎恨那人这副官腔，但还是冷静又不失礼地发问了。
  "怎么可能呢？"他不耐烦地答道，"自杀的人那么多，我们眼前还有许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自杀是一种对抗再教育和改造，对抗社会主义的行为。事实上这些自杀的家伙都是反革命，只不过他们已死了，就不这么称他们了。""你们肯定我女儿是自杀的？"我问。
  "在我们进驻电影厂时，就看见她的名字列在自杀者名单里。你女儿的骨灰现存在火葬场，如果你要保存她骨灰，就到厂里来开证明。""法律不是规定过尸体火化前必须经过法医验定的？"谈到我女儿，我内心犹如刀割。但我必须控制自己，以把问题真相弄清，"我要看看法医的验尸报告。""要知道你女儿自杀时，正处在一个极端混乱时期，法律和秩序都完全破坏了。"那人有点恼火了，"当时自杀的人很多，可能每天有好几百人。""你的意思，在火化前没经过验尸？""不知道。其实我们对她的死亡不很了解，只知道她是自杀的。""我正式向厂方提出，要对我女儿之死因进行调查。"我对他俩说。
  他们默不作声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起身欲走。另一人从提包里拿出一只信封和凡本硬面笔记本放在桌上，我认出那几本本子是曼萍的。
  那讲话的人说："信封里有笔款子是广里付给死者家属的。这些笔记本是你女儿部分日记，我们奉厂革委会之命还给你。"我站着看着他们离去，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对我看看，说："据了解，你女儿在厂里与同事及工人都相处得很好。我们很遗憾，因为她不幸的家庭的出身，而不能令她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阿姨跟着他们下楼，以便锁门。
  我站那儿凝视着曼萍的日记本，但没勇气去接触它。我会从这里得到安慰的，但现在不行，我的心在流血，我都不敢去碰一下这几本日记本。我咀嚼着那厂里来人说的话，他讲得并不多，但我已可以推测到一些有关曼萍的情况了。我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进行调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我将给孔的信交阿姨寄去。
  我跟着阿姨下楼去给她锁门，我想我得要一道弹簧锁装在大门上，再在房门上也装一道，看来要做的事很多。四边的墙要粉刷，花园里的碎石要搬走，还要再添置些家具。我还考虑着，是否会再让我搬回原来的房子。但政府可能会认为一个人无需住这么大的房子。我想如果我必得长期住这里的话，我就要把走廊末端还有一个浴室搬到楼下，然后在原浴室处改装成厨房供我独用。这样一旦楼下有人搬进来了，也不会上楼来用浴室。如是，阿姨也不必天天把饭菜和水，沿着狭狭的后扶梯上上下下了。为了能保证我个人独处而不受他人干扰，我还要在后扶梯上装一道门，再筑一堵墙，把前面的走廊隔开。但这样做我需要材料，还要一大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