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孔还带给我一大堆红卫兵传单。
  席的母亲代我找到一位妇科吴医生，她答应为我检查。她告诉我，吴医生是解放前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有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现在在接替郭缕医师位置，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
  "吴医生，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的友人，逢周四在门诊部就诊，以解答一些青年医生不能诊断的疑难杂症。她约你下周四去就诊。为了避免与门诊部的青年医生打交道，我朋友的女儿特地请了假陪你去。""这不好。我不愿让她请上一天假陪着我，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了。""她还想认识你。我告诉她，你是英国留学的，她十分希望在你身体康复后能教她英文。"我觉得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被卷入这个"后门"的罗网了。但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假如我要循规蹈矩的话，非但得大清早去排队，而且还遇不上吴医生那样的高级医师。
  周四我去看吴医生了，她认为我不是癌症，只是内分泌极度紊乱，"可能是长期的压抑与反常的生活所致"。她用如此有礼的语言来隐喻我的被长期囚禁。她建议我索性切除子宫以代替长期的治疗。因为后者可能要经过比较长一段治疗过程，恐怕医院工作会受政治牵连，说不定何时又会有变故。看来，她与孔一样，也时刻准备着在政治上会继续有反复斗争，而认为目前的平稳，不过只是暴风雨之间的间歇罢了。
  一周后我顺利地动了次手术。躺在挤着二十五个病人的病房里，住了三个礼拜医院。有些人患癌症，各床位之间的间隔只一英尺宽，她们瘦骨伶仃的身子及痛苦的呻吟声，令人压抑凄侧，与我在看守所的感觉一样。真的，当我刚从麻醉醒来后，一度以为我回到了监狱医院。
  在住院期间我接到了银行通知，说我的外汇存款已解冻了，经济上的宽裕，令我行动做事方便不少。我补送了一份结婚礼物给席，并邀她丈夫和孩子一起来上海度春节。
  出院以后，又去装了假牙。刚开始把它们安进嘴里，可真不习惯，实在忍受不住，就下意识立即把假牙取出来，这简直像嘴里塞进两只大盆子似的，令我透不过气。牙医告诉我，晚上可以脱下来放松一下。但我还是决定二十四小时都把假牙戴着，这样可以加快我的适应过程以缩短受罪的时间。在晚上因感觉不适而不能入眠时，我就吞服安眠药。
  现在，我已有足够的金钱来改善居住环境了。我在后扶梯安了一扇门，把楼上浴室里的器皿搬到下面的餐具储藏室去，再在原先的浴室之处装了水斗和煤气灶。这是由房管所派了三个工人来做的，我付给他们费用。由于孔与他朋友帮忙，我才买到那水斗。做后门的木料及铺浴室的瓷砖，都是通过"后门"弄来的。
  那几个工人因房管所有固定工资，因此不能再接受额外工作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工作劲头会鼓不起来，仅仅是敷衍了事，不顾质量，并拖延施工，但我不能再付钱给他们，这是违法的。为了鼓励他们把活计做得又快又好，我只好提高他们的"待遇"，所谓"待遇"，包括高级香烟，丰盛的菜肴加上啤酒、黄酒。孔、阿姨及其他朋友，帮我在各处排队开"后门"买些紧俏商品。待这项工程结束后，我再送给三个青年人每人一份礼物，并告诉他们我打算在门厅里筑上一堵墙，把它一隔为二，但买不到砖头。因为他们也都没有买砖头的"后门"，但他们愿意在我弄到砖头后，在下班后帮我砌墙。
  一个下午，我在房里为阿姨缝制窗帘，三个居委干部大姐来看我。
  "我是这个地区的居委会干部，叫鲁英，负责这里的里弄小组。"其中一个妇女自我介绍着，随后她又指了下一个肥胖的妇女，说："这是我们的支部书记。"第三个妇女接嘴道："我是协助她工作的。"我起身对她们表示了欢迎，阿姨送上茶。
  每个地区的居委会，属公安局派出所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它们领导下工作。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直接与居民接触，并向派出所汇报。这个组织负责每周一次的居民政治学习，并经办一些居民生活上的具体事例，如发放配给票证、分配生育名额、调解邻里之间纠纷等。有时，居委会也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例及逮捕罪犯，因为她们对管辖范围内的居民生活细事，了如指掌。
  居委会大部分干部是退休工人，他们支取国家退休金，对里弄工作仅尽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因着退休金太低，才取些少额津贴。这些妇女（也有少教男性）享有管理居民的大权，她们的对每一个居民的评价及汇报，都被认为是非常可信的，并要载入公安局的档案内。
  待大家入坐后，那个支部书记粗俗地笑着说："我们来拜访你，是因为我们听得你是新搬进来的，另外，请你每周二、五下午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学习。""谢谢你们来看我。应该是我先来向你们报到的，只因为我忙着要看病，还要作些安顿下来的琐事。"我有礼地说。
  "你得的什么病？是不是--"那支部书记踌躇着没把话说完。
  "问题不大，手术很顺利。"我说。
  "是不是癌症呀？"那一位讲话就缺乏技巧了。
  "不是，没那么严重。"我接着说。她们大约是从看守所或派出所那儿得到的消息。
  她们互相交换了下目光，好像觉得很奇怪，但很快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能每周来参加两个下午的学习吗？"鲁英问。
  "我很愿意。但可否再过两个月，让我再休养一段时间？医生规定我每天下午要休息直至完全康复。"那位支部书记走到阳台上，大声说着："呵，多宽敞的阳台！"又去看了洗澡间："你独用一个浴室。"她竟然还把我的碗橱打开，往里面窥视一下，又叫了一声："多大的碗橱。"随后又坐下对我说："你一个人住两大间房间。你知道，政府已对你特别照顾了。"说着她严肃地看着我，似等着我作个表示同意的回答。
  "一般情况下，单身一个人，是不会分配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她那位协助书记说。
  她们不能强迫我去参加学习，因为这必须是自愿的。因此听说我还要请几个月假，她们不高兴了。当某人不同意他们要求时，就使那人产生一种忘恩负义的疚意，这是有的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
  "我感谢政府的照顾，希望你们代我转言。"我说。
  听了我这番话她们很高兴，都点头表示同意。
  "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搬回自己房里住。你们知道政府有关的私房政策吗？"我想提醒她们，我的房子被国家占用着，因此我理应比他人多分配到一些房子。
  书记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比较生硬地说："这我倒不清楚了。"鲁英说："你身体会很快复原的，参加学习可以提高你的觉悟，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分子比其他人更需要。我就住在这里近处，离你家只隔三幢房子，我会常常过来看看你过得怎样。""那太好了。"我有礼貌地说。
  "我只有一个房间，与女儿、儿子同住。我们一幢房里，住三户人家。"鲁英侃侃而说，表示政府对我是十分照顾的。我也从她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中觉得，她不太同意我分配到这么大面积的住房。因为她是我们小组长，我必须与她搞好关系，我希望她不是太难应付的。
  在中国，根据各人不同待遇，人们也就分成各个不同层次。在文革之前，我与一般群众不相干，凡与居委会大姐打交道之事，一切都由老赵代劳了。而市统战部对像我这等人，是以礼相待的。政府对我及其他一些与我类似的人士的特殊待遇，可帮助政府在海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一个宽宏大量的印象，因为我常有外国人来访。但文革后一切都变了，我现在已成为普通百姓之一员。因此自从第一看守所出来直至离开上海，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给我一个机会令我能更深地了解一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及他们的艰辛。
  她们起身准备离开了，但那位支部书记最后又说了几句："你一定要读毛主席的书，它会帮助你端正态度。"我什么也没说。有什么可说的呢？要我对她说，我禁闭在第一看守所觉得十分愉快吗？她会相信吗？她像在等着我回答。但看到我缄默不语，那位副书记对鲁英看了看，鲁英说："对了，我给你带来毛线、缝衣线和棉花的票证，粮油票我已给阿姨了。"我向她们道谢后，按礼仪应把她们送至大门口，但她们坚持让我留在房里，而叫阿姨下去给她们锁门。我想或许她们要单独与阿姨讲几句，因此也就不坚持送她们了。
  我把茶杯收拾好后，又接着缝窗帘。
  阿姨回来后问："你已把茶杯收拾了？""是的，但我没有洗。我想把窗帘赶出来，这样你晚上就可以用了。"阿姨两手一摊，叫道："哎呀，你一点不像他们说的。"我不知道她的"他们"指的是谁，但我想"他们"不是指公安局的，就必定是居委会的，不过我想，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所以只是一笑置之。
  "你心地真好。第一天从那怕人的地方出来，就帮我提热水，那时你自己也病歪歪的。看见我房里没有椅子，你又把自己的椅子给我。你花那么多钱把厨房搬上楼，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楼上楼下跑个不停了。你一发还钱，就加了我工资，现在给我做窗帘，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