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我想这也算不了什么。""哎呀，我可不能再让你做了。你是个体面人。不过，你对文化革命是怎么看的？"我清楚这最后一个问题，是居委会要她问的，而她们也是受命于派出所。
  "这个么，以我个人来说，文革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我被关进监狱，女儿又死了。但对国家全局来看，那当然比个人重要，文化革命是好的，也是必要的。"我说着大道理。这番话也是居委会的大姐们愿意听的。
  阿姨拍着手扯着喉咙说："对呀对呀，你真的进步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讲给居委会的支部书记听？你有这样的进步，她们会对你有好印象的。""她们有没有打听我对文革的看法？"我问。
  "那书记讲过你的态度是正确的，你记得吗？没关系，明天我去菜场见到她时，会把你这番话告诉她的。她每天早上要去取牛奶的。阿姨说着就回厨房去准备晚饭了。
  她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无意中把要向支部书记汇报我情况之事泄露给我，看来我人虽然出来了，但还是在受监视，可能只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长久，都不能放松警惕。
  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第一次生出一个念头：离开中国为上策。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那种阴沉攫人，提心吊胆之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女儿也已经死了，我对上海别无他恋了。虽然在那时看来，要想离开中国的念头是太不现实且也决无可能，但我认为必须牢固树立这种念头，伺机争取机会。
  看来，是上帝令我抬起双目，使我能看见地平线上遥远的青山。
  第十四章寻求正义
我常常梦见女儿被残酷地折磨、受刑，在溅满血迹的房间里死去。醒来时我都喘不过气。我躺在黑暗中，心猛烈地跳着，一幕幕可怕的幻景继续出现。我决定亲自到南京路上海体育协会大楼详细地观察一下。在我健康情况许可下，应当立即进行这会使我伤心的行动。这样我能对曼萍死亡的地点有个明确的概念，如果情况许可，我还得进行一些调查。但我不能把这种意图让阿姨知道，我怕她可能会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姊汇报。所以我只能利用我每日外出散步的时间乘公共汽车至南京路。所以，我有意识将每日散步的时间延长至每天两小时。
  "你这几天外出散步走了这么多路！你的身体真的已健壮多了，你脸色红润。快歇一会！让我给你倒杯茶，"我回到家里，阿姨常会直着嗓门说。
  在我每天长时间外出散步已成了常规之后，阿姨不再对我离家过久而唠叨。我认为这已是我施展计划的时候了。
  南京路是上海交通的主要干线。从外滩黄浦江通向西郊，横贯全市。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之前，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是国际青年会的总部。它位于南京路中段，面对过去的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公园。从我家去那里需要乘半小时公共汽车。正像上海的一贯情况那样，公共汽车总是很拥挤的。上了车，我没有力气往里挤，只得立在车门口，由四周挤满了的人群支持着才能站稳。站在我身边的那位女乘客时时把我的胸部挤得那么重，我想她可能已听到我咚咚的心跳了。一路上我非常担心，恐怕此去会发生一些想不到的情况。所以我思想上强烈迫切要去看看，但是情感上却又想回家。最后当公共汽车到了目的地的停车站，我仍犹豫不决。可是车上的人都要下去，我被挤出来的乘客带下了车，发现我自己已站在人行道上了。
  我挤在人群中漫步走着，两眼望着马路对面那座大楼。体育协会隔壁是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两者都是三十年代的建筑物，但现在仍是上海市容的主要标志。这两所大楼上挂着的红布横幅在秋风中飘扬。横幅上写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政治是统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大楼屋顶上的霓虹灯又照着另一条口号，鼓励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当四周的人看到我抬头欣赏着上海城市的繁华街景时，认为我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外地人。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我。我在人丛中摇摇晃晃地走着，两眼盯着上海体育协会的楼层寻找窗户。马路上的一群群行人猛力将我推来挤去。
  人民公园门口，男女老少在排队购买门票。有些人在等着他们的朋友或亲人。我停下来和他们站在一起，隔着马路再望着对面那座大楼。但我只数到第八层楼，没有见到九层楼，八层楼之上就是倾斜的屋顶了。为了不想受人注意，我来回徘徊在公园门口，好像是在等人那样。我仍向上望着那大楼，但就是看不到人们说曼萍跳下来的九层楼。我一边分析着新发现的重要情况，一边漫步经过人民公园，然后又回头走回去。这时才看见上海体育协会大楼旁边的第九层楼及其上面的窗。那扇窗并非面对南京路。它位于大楼与一所很低的两层楼住房的狭弄上面。那扇窗户很狭窄，并竖着铁栅。一个人的身体能否从铁栅的空隙处挤出来，我尚不能轻易断言。
  我所发现的情况和听人传说的完全不同，我需要时间来加以思索。我买了一张门票进入人民公园，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那里望得见对面大楼顶上的九层楼。我看着那装着铁栅的狭窄窗户，思索着我女儿死亡的真相。我认为除我所了解的以外，还有更多其他的情况。暖和的阳光带来一阵微风，刮得地上的秋叶沙沙地发响。我虽然听到马路上来往车辆的嘈杂声和人们的喧闹声，但在我充满了悲愤的内心却感觉极端的孤独，孤独得像一个被隔离在荒岛里的人一样。
  我是否要再走向对面马路去敲体育协会的大门进去调查呢？我反复几次问自己，但不俄作出决定。一个小女孩骑了辆三轮脚踏车从转角的马路上过来，她的妈妈在后面跟着。当她加速前进时，她妈妈就叫着，"慢慢骑！当心！"但那个小女孩踏得更快了。她乌黑的眼睛淘气地向后看着她的妈妈。她们母女在我面前经过，消失在一群灌木丛后面。
  当我离开公园走向公共汽车站时，我两眼看见到处都是曼萍，马路上的每个青年妇女和每个小女孩看上去都像是我的女儿。我心中一阵阵的刺痛，使我比在监狱里的任何时候感到更孤独更无助。公共汽车站里挤满了人，一辆车子开过了站也没有停下。我鼓足勇气坚决转向人行道，过了马路。在那体育协会旁边的狭弄口，有个青年妇女坐在一只矮凳上结毛线。
  "你住在这里吗？"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继续结她的毛线。有些人从这里的人行道上走过，但没有往我这方向看。我发现这些房子是靠着体育协会大楼的墙壁造的，占了那条狭弄的一半面积。
  "你在找人吗？"那青年妇女抬起头问我。
  "我是北京来的。"我说谎道，"我听说在一九六七年，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从这大楼里跳窗自杀。你曾听到过这件事吗？"我指着她后面的体育协会大楼。
  她抬头摇了摇："没有。一九六七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是吗？那时这所大楼在修理，四面都是修房子的脚手架。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搬到这里住的。那些工人把这条狭弄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没有完工就走了。""那我弄错了。"我说着很快就离开了。她所说的是个活生生的事实，由此我可以肯定我女儿决非自杀的。
  我可能在南京路上走错了方向，因为过了一会我发现自己走得比原来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我"就上了车。经过一程颠簸不平的行驶，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当我打开大门，发现两辆自行车停在花园里，并听到楼下房间里，有人在说话。
  阿姨在走廊里看到我就说楼下的房子已分配给姓朱的一家了。她还告诉我有关朱家的一些情况，但我没有去听她，因为我在思索着南京路上的新发现。
  我女儿的死亡仍是件神秘的事，但我已有了比过去更明确的证据。她曾受到造反派的审讯，并死于他们之手是无可异议的了。假如她是被谋杀而非自杀，那不管怎样，我要找到凶手，看他是否已判刑。在中国杀人犯是要判死刑的。此后我脑子里不再看到曼萍在六月份初夏早晨的暗淡灯光下躺在人迹尚稀少的南京路上了。在梦幻中或一人独处的时候，总是看到她惨白的面容和失去生气的外貌。我也听到她的哭泣和怒吼。我向上帝宣誓，我一定要为曼萍报仇。
  过了几天朱家搬来了。我正在考虑是否要下楼去招呼他们，说些客气话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可是朱太太先上来看我了，她的年龄和我相仿。染过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只假玳瑁梳子夹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我给她让座，阿姨送上来一杯茶和一只装香烟灰碟子。
  "我女儿艳和你女儿是同学，她们是好朋友。"她很热情地说。
  "你女儿是否和你一起住在上海？""艳是我的大女儿。她在北京解放军文工团工作。因为我丈夫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们便被扫地出门，住在汽车间里。你能想象我们一家七日仅住一个汽车间？我们需要走两百公尺才能取水和上厕所。红卫兵要我扫马路，我的丈夫也不知被殴打批斗过多少次。我们只是个没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我们的钱并不多。只是我丈夫在解放初期曾开设过一个制造雪花膏的工场。"她说话时显得很紧张，不停地吸着烟。
  "你女儿在部队工作，那你们应该得到照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