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即使到现在，十年之后，当时我所看到薇妮的僵化形态还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美丽的脸庞已被无情、可怕的神秘疾病给毁了。我看到她时，已接近死亡。没有她儿子的帮助，她已无法移动她脆弱的身体。我得弯下身体，她才能看见我，而我也才能听到她颤抖的声音。
  她的眼神告诉我，她能见到我感到非常高兴。但当她轻声向我诉怨时，这种愉快就立即烟消云散了。她说，"曼萍死了。我的儿子也无前途。一九四九年我们原可离开的，不是吗？我们留在这里都是傻瓜。"说完她即闭上眼睛。她挣扎着说了这几句话，已使她透不过气来。
  我握着她的手，但它已成了一把枯骨，冷得像冰。"我们大家都没先见之明的。别那么想了，亲爱的好友！"我弯着身子在她耳边说。
  她叹了口气，我将她的手放入了她的被里。我站在那里竭力忍住要淌出来的眼泪，我怕这样会使她更伤心。在我望着她在被窝里缩做一团的躯体时，她的儿子向我示意离开。我弯下身子吻了她的前额。她睁开眼睛，微微地移动着嘴唇，慢慢地含糊说出了她对我最后的忠告："想办法出国去！你还能做到。"离开她的公寓，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了。在黑蒙蒙的过道里，我为薇妮、她的儿子、曼萍、我自己以及千千万万受极左分子无情迫害的无辜男男女女而痛泣。"喔！上帝！为什么要摧毁我们的生命？"我问。
  当我听到有人带着沉重的脚步从楼梯上来时，急急地擦了擦眼睛。一位老人喘着气立在我面前。他是薇妮的丈夫亨利。他已是满头白发，一脸皱纹，一副绝望的神态。我叫着他的名字招呼他。开始他认不出我。当他认出我时，他也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说："很可怕是吗？但你活了下来。太好了！"我问及他关于薇妮的病，他说的和他儿子已经告诉我的一样。我问到他自己的情况时，他摇着头叹气。最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有心脏病，现在已准许他做翻译工作。以前他从事体力劳动。我问他是否认识同济大学的陈教授，曼萍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就住在他家里。
  "我和他很熟悉，但现在不要去见他和他的妻子。"他劝告我，"等到情况稳定些再说。到那时，他们说话可能会自由些。""情况会好转吗？"我问他。
  "是的，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经过可怕的考验能活下来，身体一定很好，你能等待。"十二月初，阿姨的丈夫带来了好消息说是已为我弄到一批砖头，两位农民兄弟同意将砖头用木船从苏州河运到上海，在某一座桥堍的码头上靠岸，因为那里准许木船停泊。现在的问题是当船抵上海时，我是否有车子将砖头运到家中。我差阿姨去通知孔，因为我已和他讨论过这个计划。晚上他来我家时告诉我他可以介绍一位电力公司的青年，他是驾驶卡车送修理工到各地修理街灯的。
  我打发阿姨的丈夫回去，先付给他一笔购买砖头的定金。在运砖头来上海之前，要他等待我的通知。他测量了我家门厅的高度和阔度，预算好需要多少块砖头，保证能弄到我所需要的大批砖头。还建议说必须在地板上横一条铁杆支持着砖墙的重量，以免地板往下沉。
  虽然我急于想把墙砌起来，但我认为首先要使朱家保证不出来反对我的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为了要使这个计划合法，我也要先得到房管所的批准。最好是先送一份申请书给房管所，由我和朱太太共同签名。为此何姨和我联合起来对朱家施了个阴谋诡计。我将每天外出散步的时间从下午改到清晨。另方面阿姨每天去买菜不再从后门进出而是经门厅由前门出去。每次当我们经过朱太太儿子睡觉的床铺时，故意把门稍为半开着，这样一股冷空气便针对他的床喷射进来。有时他起身将门关上，但半小时之后发现门又开了。每当他向我们抱怨时，我们就向他道歉。但每天早晨我们继续将门稍开着。两星期后，我认为他们对此已有了较深的印象，就请朱太太上楼来喝杯茶。
  "你认为筑堵墙将门厅分为两部分，好吗？这样你儿子可以有个小房间，早晨我和阿姨外出时，他不致睡在通风处了。我问她。
  "那样很好，只是费用很大的。"朱太太说。
  "我负担全部费用：砖头、水泥及劳动力。""你真肯这样做吗？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但你的钱是比我们多。""假如你同意，我愿这样办。""当然同意，这是个好主意。""我先向房管所写份申请书。"我告诉她，"我们两人签名，明天早晨我会送去的。"她在我已经写好的审请书上签了名。为了防止我扪的请求落入官僚主义的基层而遗失，我将为我搬移浴室的几位青年工人找来。我想他们能为我们打通房管所领导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问他们是否仍愿意在工余时间为我砌墙以挣些额外收入。当他们表示十分乐意时，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到了砖头，还向房管所送了申请书，我要求他们在我将申请书送去之前，先向他们的领导说明情况。我给他们一条高级香烟，让他们自己决定送给他们的领导还是留给他们自己。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会向房管所造反派中和我们同派的人去说明，他不会拒绝我们的。"当他们联系好之后，我就将申请书送交房管所办事处。那里的人员毫不犹豫地将公章盖上。拿了这份证件，我到特设的铺子里买到水泥及铁杆。然后孔的朋友小方将它们用电力公司的卡车送到我家里。
  小方先将电力公司的修理工送到目的地之后来到我家。我正在大门外面等他，我们就立即行动起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将这些东西搬到家里。然后他再去接那些修理工。当我问及他有关卡车的费用及所耗的汽油如何计算，他笑着对我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废除了。然后他还说："你别忘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你和我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虽然他口里这么说，但仍将我送他的那条香烟接受下来。他可用它来分送给那些修理工。他解释说："我想我现在需要到他们的工作地点等着他们。"我又让阿姨回苏州家里准备运送砖头，我要求她来信告诉我运砖头的船何日起程。整个行程需要两天。我可和小方事先联系好，坐了他的卡车到指定的桥边去等船。
  当那船到达上海那天，因为无法估计到达的正确时间，所以小方就大清早带我坐了他的卡车去等。我带了些三明治当午饭。我向小方问及那几个修理工时，他说他已和另一位卡车司机联系好，请他代送他们上工。这样他今天可以休息一天。当然我还要像酬谢那儿个修理工一样去酬谢代他送工人的同事。
  但同样不必给钱，就以礼物代替。因为这样做是合法的。我认为我用这种手法来使用属于电力公司的卡车是不合法的，但我没有向小方谈及此事。我只是设想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只是位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小小间隙中而已。而这个狭小的间隙却日益在扩大。当我为此而感到担心时，小方说，"别放在心上。毛主席说"政治必须领导经济"。只要我们思想纯正，经济并不重要。""我们是否要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才能表示思想纯正？"我开着玩笑问他。
  小方摇摇头正色对我说："不需要这样做，我的支部书记听"不到。"然后他对我望了望说："你真的在第一看守所关了六年多？""是的，这是真的。
  "你知道为何你要被关起来？""他们陷害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不，你被关起来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我看你还是快些学习一下。你有这么多合法与不合法的旧思想，还有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哎！老实告诉你，我总觉得为了我个人的需要来使用这辆卡车，使我感到很不安心。我真的认为这是不合法的。""在中国我们是公有制，是吗？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人民的，是吗？谁是人民？我们都是人民，是吗？"小方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话。
  下午我们看见阿姨立在一只由两个农民驾驶的小木帆船的船头上，它慢慢地向着桥边的破烂码头驶来。我向阿姨招手，她也摇着手。小方将卡车退近岸边。当小船拉近码头时，我看到上面的砖头都破碎了。就我能看到的，其中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有些在运输中已粉碎得像废土。我真担心它们是否还能用。但当阿姨的丈夫从船上跳下来时，他轻声对我说，"为了避免受人注意，完整的砖头都藏在下面。
  那两个农民，小方、阿姨、她的丈夫和我，大家忙碌地把砖头搬到卡车上。结束后，我付给那两位农民工钱，他们就立即驾着原船回去了。
  那桥边的码头上挤满了在那里上下木船的人群。大部分人都带着比他们能负担的更多的篮子、包裹及箱子，有许多人用扁担挑着各种不同的货物。我可肯定其中多数是运往黑市出售的。他们都专心关注着他们自己既不合法也不非法的经营买卖，根本没有人会注意我们的活动。但当我们开车离开那里时，我还是松了口气，放下心了。不管是否许可，我良心上总觉得犯了法，希望以后永远也不要再到那码头去。
  我们回家后，将砖头卸下卡车，堆在花园的一角。朱家全家出来看着我们，但没有一人来帮着搬砖头。虽然我感到非常疲乏，但我仍认为必须请小方、阿姨夫妇到饭店里吃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