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她看来情况尚不错，就是牵挂着你。她死后，我问陈太太发生了什么事。陈太太说曼萍是在半夜里被一群造反派拐走的。陈太太认为这些人不是制片厂里的人，她说当她听到曼萍拒绝跟他们同走时，她就走到扶梯口去听。但这些人最后一定要她走。""那些和曼萍同住在一楼的人又怎么说？"我伺老赵。
  "我也曾问过。没有人敢说什么，他们似乎都很怕。"我问了那所房子的地址。他将地址写在纸上，但他警告我说："你不能到那里去，不会发现什么的。我感觉到他们似乎都已接受命令不要谈论这件事。""最好你自己不要去调查。让公安局知道了，对你不利。"厨师说。
  "你们说那个教授是不是在同济大学？"我问及老赵这些是因为薇妮的丈夫亨利也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可能他能介绍我给姓陈的认识。
  "是的，陈太太亲自对我说的。她为人很好。曼萍告诉我说她待她很好。""你知道我的朋友黄教授与黄太太怎么样？""他们也遭遇到很多困难，红卫兵将他们关了起来。但是现在他们都好了。只是黄太太病得厉害。""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公寓里吗？""我想是吧！"老赵和厨师还告诉我说亲爱的陈妈已经死了。
  "你真不能想象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上海的情况。厨师说，"造反派和红卫兵都疯了。他们疯狂地到处乱窜，任意抄家捉人，设立秘密法庭，给人上刑，用各种不可想象的方法杀人。每个人走上马路都要注意安全。他们又因为汽车供不应求，竟用医院救护车捉人。自杀的人那么多！有些人竟然到公安局去要求入狱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之前不久，曼萍告诉我她要和沈凯结婚，但她要等到你释放后再举行婚礼。看来她似乎很有把握你不久就会被释放，因为她知道你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要我去找沈凯吗？"老赵说。
  "你知道他的地址？"我问他。
  "一九六八年他曾给我他的地址，并对我说，假如有你的消息，立即通知他。"一九六八年已过去五年了，沈凯仍会关心我吗？因为看来似乎他对曼萍被拐走前那一段极困难时期的生活情况比较了解的，自然我极希望能见到他。
  "请你代我去找他，只要把我的地址告诉他就是了。假如他已经结婚了，别在他妻子面前提到曼萍。"我告诉老赵。
  然后我请老赵到制片厂领导取个证明，将曼萍的骨灰盒取回来。
  过了几天，鲁英又来提醒我于星期二下午到居民委员会学习小组参加会议了，并通知我一定要去。
  "带上一只凳子，会场里的凳子不够坐。"她接着说。
  星期二下午，我穿上蓝布的上衣和灰色法蓝绒的裤子。我希望我这件蓝布衣服能使鲁英感到体面，因为我接受了她的意见。可是我那件蓝布上衣是由我的老裁缝特别为我定制的，和其他大部分中国妇女所穿的手工粗劣，现成买来的完全不同。我要鲁英明白：我虽然接受了她的意见，但我不希望她向赞提过多的要求。虽然我不能对她有任何不尊重她威信的表现，但我也一定不能使她认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我。这是对待像鲁英这种人的最好办法。
  居民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和我们住房附近的另一幢房子里。为了要举行会议，楼下的三间房间打通成一个大房间。会场里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坐满了穿蓝色衣服的人，里面有许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在走来走去，另外还有许多人不断地在进屋来。我发现许多人带着好奇的目光盯着我。这使我相信他们都知道我是第一看守所的释放分子。
  我和朱太太一同进入会场，她带着我穿过挤满着人的房间来到靠窗坐着的一群妇女中间。她向我表示要我把凳子放下，和她们坐在一起。没有人来招呼我们。每个人对我们都保持着一副冷淡的面容，好像都怕无意中会显出不适当的面部表情。几个星期之后，我才知道和我坐在一起的一群人都是被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分子及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清除出来的渣滓，也是无产阶级不予信任的对象。我们虽然和他们同坐在一个房间里，但座位和他们分开。即使房间里挤得密不通风，我们和工人们的凳子之间仍保持几英寸距离。
  这种隔离并不是派出所或共产党命令他们这样做的，这是长期来极左派对人民灌输"阶级斗争"宣传的结果。几个星期之后，有一次我到达会议室时，那个发言人已开始讲话了。我急忙忙地把凳子放在门边和无产阶级分子坐在一起。她们好像触了电似的。两个最靠近我坐着的工人立即把他俩的凳子从我身边移开，让我一个人孤单单地离开群众坐在挤满了人的房间里。虽然对此我并不感到可耻，反而觉得有趣，但我仍在发言人停下来呷一口茶时，带着凳子冲到房间的另一端。朱太太和其他一些大姊，她们看来是我的一种无形的同盟军，带着表示同意的目光向我微微点着头，但面部的表情仍保持得冷漠无情。
  会议室里点缀着许多我已听得很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口号，它使我回忆起对自己的斗争会。但其中也有些内容比较带有和平气息的大字报。它们歌颂我们国家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就，提到生产力得到解放及产量的增加。当然，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正是相反的结果。这种来自官方的谎言，一般是由上级领导授意布置下来的。它不能取得任何收获，只是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说大话。事实上这些大字报仅是表示居民委员会对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政策的拥护。
  我们前面，贴着占房间里最显著地位昀大字报，是批判林彪的。他也是我们开展批判的主要对象。大幅的纸上画着林彪的漫画，列举了他对毛泽东及共产党所犯下的罪行。
  会议开始时，大家站起来唱"东方红"。这是一首颂扬毛泽东是东方升起的太阳的歌曲。文化大革命以来，这首歌已代替了中国的国歌。一位男干部，没有向我们宣称他的姓名和职务，开始列举林彪的罪行。他从长征时期开始，先讲他任军队司令时的种种经历，最后以林彪企图杀害毛泽东而结束。他将文化大革命中吹捧林彪的宣传全部颠倒过来。过去告诉我们林彪所作所为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而现在都己变成错误的了，所有林彪的美德都成了罪行，本来未曾提及的罪行都揭了出来。然而，群众似乎没有一个人在听报告。许多家庭妇女在打毛线或缝补旧衣物。有些男人在抽烟或是打瞌睡。这种学习班只是个形式而已，大家都来开会是因为上级通知他们来的，不能违抗命令。这些领导没有严肃认真地努力教育好人民，所以效果等于零。参加政治学习的结果，没有人会成为共产党的先进人物，也不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那位干部讲话结束后，有几个群众站了起来发言表示拥护领导的观点。在这种会议的场合下，这位讲话的干部代表共产党，不管他的级别怎样低或职位那么小。每件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些事后发言的居民只是从他们的袋里摸出一张纸稿来读一遍而已。发言内容也是事先经过居民委员会审查过的。
  会议结束后，大家站起来呼口号，表示我们集体反对林彪。虽然我听到他被定罪而感到高兴，但我没有加入呼喊口号。其实我们这个角落里发出来的声音很小。可能我们中间其他入也和我一样，觉得我们并不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旁观者而已。当我们蜂拥着在寒冷的十一月岁夜的暗淡灯光下走回家时，肯定比来参加会议时走得快得多。
  在我家前门外的微弱的街灯下，我看见一个长得高高的男青年站在哪里。当我惭渐地走近他时，认出他是薇妮的儿子。他已由一个结实的十多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青年。但是从他的答貌，我仍能认出来。我请他到我房间里，问他父母的情况。
  "我们接到你的信很高兴，知道你在看守所里活了下来。我妈妈很想见见你，她病得很厉害。她的全身皮肤变了形，是不治之症。我爸爸身体也不好，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这小青年低声说着，显得忧心忡忡而难受。
  "将你妈妈的病说得再清楚些。她没有请皮肤科专家治疗过？"我问他。
  "这病叫硬化症。皮肤变硬、僵化，内脏器官也受到影响，所以不能吸收营养。"他说，"她曾进过几次医院，但医生却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给她血管输液。""明天我去看她。""我惜诉他。
  "你要有思想准备，我妈妈变得很多，她和你过去看见她时完全不同了。""你和你的两个兄弟怎样？你们现在都在工作吗？"我问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大学学习。后来我分配到四川。因为那里老是闹饥荒，我得了肺病，才准许我回家。我的两个弟弟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但在林彪打倒之后，他们已被批准回家。一个弟弟现在商店当营业员，最小的一个还在待业。"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潮湿的寒气使我受伤的关节疼痛而僵硬。我竟难以从床上起身。早餐后，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我的老友薇妮。
  翻穿了雨衣和橡皮套鞋，手里拿了一柄大雨伞。由于上海排水设施的不当，马路上到处是积水。我淋着雨来到薇妮昀公寓大楼。因为思想全集中在薇妮身上，当我经过我自己的老宅时，也没有去看它一眼。直至我到目的地，收起了雨伞才发觉自己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