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由于这种过度的自我解放，促使他随时会把他所听到的有关共产党内部权力之争的情况，一一告诉我。且他也十分热衷谈论这种倾轧和冲突。每每谈及这些领导人之间的阴谋和诡计时，会兴奋得脸色发红，两目发亮。他好像对别人的不幸遭遇很感兴趣，对那些受害者又是极度的轻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属于失败者。对他来说，任何成就都是极光彩的，不管它是用什么方式获得的。因此很难说他忠于哪一些人。有一次我问他："你站在哪一派？"他则指指自己的胸口："当然，我站在自己这一边。"一天，他看到我写字台上有一份红卫兵传单，便以一种蔑视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也读这种孩子气十足的废物？""因为我想了解，在我关在看守所时，外面所发生的各种事。""我可以告诉你文革中自始至终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甚或更详细一些。"他自夸着。
  "你这样做会惹麻烦吗？""只要你不对任何人说就行了。假如你再告诉别人，那么你会比我更早遇到麻烦。""如果让领导知道了，又会怎么样？"我问他。
  "假如我们两个人都不讲，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房间里又没有窃听器。""你能肯定？""当然，我能肯定，对你使用机械化的装置还不够资格，现在供应尚不足，只有通过人工。"他说着放声大笑。
  我后来体会到大德成为我学生是经过一番用心竭力的策划的。我开始教英语时第一个学生是曼萍的一位朋友，他是已被解散的上海市乘队的小提琴手，他的母亲是我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她要求我能帮助他儿子学习英文，因为他伯父在美国当教授，希望将来能移民去美国。我以为这位小提琴手很迫切要求学习英语，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回家不做作业，甚至在指定的时间里不来上课。
  有一天，我迟迟不见他来上课，心里感到很生气，这时大德来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来此是代张向你道歉，刚才公安局通知他去取护照，今天不能来了。"他在桌子对面坐下，打开他带着的书说："对不起，我来打扰你，我正在自学英语，你能把这一节内容给匏解释一下吗？"我看了那本书是邱吉尔的《风云密布》。
  "这本书是哪里来的？"我问他。
  "借来的。"他说，并突出这个"借"字，"它原是一整套，但我只借了一本。""你曾是红卫兵吗？"我问他。
  "喔，是的！"他对我笑了笑说，"正像我听说的，你很灵敏，我还听说你的英语口语是上海最好的。"这本书是他和其他红卫兵抄家时偷来的，其他的集子可能已被焚毁了。
  不几天，那位小提琴手和大德一起来向我告别，并要求我收大德做学生。
  当阿姨给我们端茶来时，总是对待大德特别有礼貌，和对待我的其他学生不同，阿姨的态度和大德成为我学生所施的计谋，使我对这位瘦长青年发生了兴趣。同时他似乎也很迫切想和我交往，除了上午指定的学习时间外，他几乎以种种借口每天来探访找。他告诉我因为他是在"待业"--这是政府用来代替"失业"的代名词，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失业"。他还说他希望为我服务，以答谢我的免费授课。
  他经常陪我外出购物，代我排队，遇上马路拥挤时，把人群推开为我开路，因为他人高能从人们头顶望到远处，所以他还能告诉我商店柜台里有些什么货物供应。有时他甚至在其他购买者之先伸长了手，从售货员那里买到需要的东西。假如我跑了几家商店买不到我需要的东西时，他会开"后门"给我买来。在公共汽车里，他用手肘把其他人推开，让我有一条空档可以上下车子，在拥挤的乘客之中保护我。他为我忙活了整整一天后，当我向他道谢时，他总说："我喜欢和你一起出去购物，你总是拣最高级的东西买，这使我感到很有劲。"不久，我就发现他嗜好吃高级食品，却没有钱上高级餐馆。所以每当他伴我出去时，我总是请他挑选最中意的餐馆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有一次，他问我："你想去一家最高级的餐馆吗？""我能带你到任何一家你想去的餐馆。"我告诉他。
  "不考虑花多少钱？""不考虑花多少钱。"和他上餐馆时，他要了足够四人吃的饭菜而他一人全部吃完。这时我才明白他消瘦的原因是因为营养不足，我很同情他。虽然我也注意到他可能是由那些想陷害我的人安排在我身边的告密者。
  假如我说我不希望利用大德，那我就是伪君子。不过我认为如果他真的受人指使长期对我进行监视，这样他可利用我偶尔不留神所说的错话或疏忽的行动来揭发我，那么大德肯定知道我女儿的死因。如有凑巧的机会我打算要问他。但必须选择一个时刻，使这个秘密揭穿不致有损他个人的利益。我想我尚可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他所崇拜的对象。
  远在我有离开中国的可能性之前，我就给人一个假象，好像我没有佣人便无法生活。有一次我听到大德对孔说："她讨厌任何家务劳动，烧饭都不会！"我肯定他把我看成是寄生虫，他也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说。我有意识地给人一种印象，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有佣人服侍我。这一事实对我最后能取得赴美探望妹妹的护照大有帮助，那些决定发给我护照的人可能认为我探亲数月后必定要回国，因为没有佣人，我便无法生活。
  一九七四年初，在我手术后身体己恢复健康，并把住所环境改善后，我精神舒畅地给学生上课，使我不致再整天思念着我女儿的死亡。有一个较长时期我的心情较为平静和舒畅。
  当春节来到时，阿姨告诉我有特种配给品，曾被造反派减少、后来甚至废除的配给品，现在都恢复供应了。商店里的非配给的食品也增加了。我认为虽然极左派百般阻止，但是邓小平及其部下的努力复兴中国经济的措施已收成效。中国的政治风云已显然转向了。自从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以来，许多过去被称为"走资派"的党的高级干部都已复职。
  我的学生经常告诉我一些消息，例如，对那些有不轨行为的造反派进行逮捕等。其中一个学生对我说最近复职的铁道部部长去徐州，重建交通运输网。那里是贯通广州、上海及北京的重要铁路联络站。那里的造反派占领了铁路联络站，不遵守上级命令，阻止火车通行。铁道部长万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当着造反派将其首领揪出来立即枪毙。他这种老共产党领导的果断措施，使久受折磨的人民对他的英明行动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而那些极左派人物见到他们取之不易的地位受到侵犯，即加速了第二轮的战斗。然而，那些老共产党员干部也很谨慎。由于他们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便从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中选出不少节录来说明他们努力要恢复秩序和保持正常生活的重要性，这样就不致因反对毛泽东的政策而被陷害。
  庆祝春节习惯上和祭祖联系在一起。当我在孩提时，家中过新年需要花一个月时间，从年前十五天开始直至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才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方式简化了，家庭人员的团聚代替了祭祖。但中国人民对待庆祝春节仍很严肃认真。新年将来到时，家中要进行彻底的大扫除。阿姨和我花了几天把家里打扫干净，把碗橱里的东西都理出来，地板打蜡，油漆家具，洗刷窗户等。过去有一时期，我们曾在新年里穿一身全新衣服，但现在每人要穿一身新衣服已不可能了。不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分配的棉布供应券不足。我仅能办到的是为阿姨买一件棉袄，这件衣服比她经常所穿的较时髦一点。我们两人曾几次排队购买新年里招待客人的食品。根据一般的习惯，我准备我的学生都会来向我拜年。有些可能会带孩子同来，因此我准备了用红纸包的压岁钱。阿姨看见我包的红纸包后有些顾虑，问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姐们是否会批评我复旧。我告诉她，我只把这钱给那些不会向任何人汇报的朋友。
  因为政府发还了我被冻结的外汇存歉，显然我的经济情况比其他多数人好多了。我决定对每个人都要慷慨。我还买了一只大蛋糕和两斤巧克力送给朱家作为新年礼物。但在我心灵深处却万分忧伤，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团聚而我只有孤单单的一个人。过去我和丈夫及女儿欢度新年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我内心的感受。我要造反派感觉我对女儿的死亡仅抱着宿命论的态度而已。
  春节前两天，席和她的丈夫带了两个孩子回来和家人共度春节。我见到她非常聪明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他个人对北京进行的权力斗争的看法。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可爱，由于他们年幼无知，感受不到蒙在我们头上的政治风云，真是无忧无虑十分愉快。席很幸运能和她的丈夫孩子生活在一起。中国有许多人被送往几千里外的城市或农村工作，每年只准有一次短期的"探亲假"。孩子长大了往往不认识自己的父亲，而母亲必须单独挑起工作和扶养子女的双重担子。
  我被释放的消息已在曼萍的朋友中传开，在假期里他们都来看望我，包括那些已结婚回家探亲的同学。他们谈论的中心围绕着调动工作问题。他们都迫切希望利用当前盛行的"后门"把他们的工作调至接近他们亲人的所在地。他们在我家相遇时，那些已经开始协商进行调动的都迫切希望相互交流情况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