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发现全国有的地方党的干部中盛行受贿和贪污现象。
  "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理中国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你们怎样说明党的干部中理想主义的垮台？"我问曼萍的一个朋友。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是从武汉回家探亲的，她想把工作调到上海附近。
  "首先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升的党员干部决不是理想主义者。"她谠，"他们只见到文化大革命是个人提升的好机会。他们参加造反派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那些新近复职的老党员干部可能在很久前参加革命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侮辱打击后已失去了幻想。他们受到不公道的对待，他们过去在战争时代作出的牺牲都成了泡影。目前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政治上的残存者，他们自己及子女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你将名贵的礼物或金钱送给那些干部，要求他调动工作，你不怕这样会遭受麻烦？"我问她。
  "当然，那得冒险，但是我已不顾死活地拚一下，不管怎样，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也无法调查了。"我们的谈话被大德来到给打断了。他自告奋勇为我到点心店里购买烤热的馅饼和蛋糕招待客人。当然，我知道这仅是个借口，其目的是他能每天按时来看望我，同时也可了解来我家作客的是哪些人。当他把蛋糕放回厨房时，我帮曼萍的朋友拿着孩子的随身用品送她下楼，那时她的孩子正静静地熟睡在她的怀抱里。当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她见四周无人，便轻声对裴说："当心你那个学生，我看他好像是个便衣警察。""他是个待业青年。"我告诉她。
  "别相信他！对他说话要谨慎。"这是她的临别赠言。
  沈凯原是我女儿打算和他结婚的青年，他找到了我的地址，于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他已不再是数学老师了。因为那所学校已关闭、他现在研究所里设计精密仪器。
  "一九六六年当曼萍告诉我你被逮捕后，我父母和我都认为曼萍应该和我立即结婚，这样她可以搬到我家来住，不必单独生活。但是她不同意，她坚持一定要等你出狱后才结婚。她说她结婚不能没有你参加。当然，我们那时想文化革命一年之内必定能结束。"沈凯说。
  "她死前你常见到她吗？"我问。我看到这样一个漂亮的青年更感到万箭穿心。因为要是我女儿没有被惨杀，他可能就是我的女婿。
  "我每星期看到她二、三次，我们尽量设法能常在一起。你知道现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我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而我又是教师，所以也属于"臭老九"。曼萍参加制片厂文化革命的活动，看来她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意外地出现不知名的人将她拐走了。""请你将这情况告诉我。"我恳求他。
  "六月十六日她要来我家吃晚饭，下午当我去接她时，与曼萍同住的那位教授的妻子陈太太告诉我说，她在那天早晨自杀了。我立即赶到制片厂。那里好像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再次到火葬场，但是他们不让我：看她的死亡记录，因为我不是她的亲属。但当那位接待我的人看我神态极度狂乱，就告诉我说是那天早晨上海电影制片厂里有位青年女演员的尸体，送来火化。"沈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泣了。
  "你相信她是自杀的吗？"我问他。
  "不，当然不！我曾去过那个可能自杀的地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你是指那个盖房子的脚手架？"沈凯惊慌失措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谁告诉你的？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了解这情况。"后来又接着说："假如负责曼萍死因的人知道你不相信曼萍是自杀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活动来威胁你的生命。你必须十分小心，他们是绝对野蛮和残酷的。""我知道，我不会随便乱说的。"我让他放心。但我还是问他："你知道是谁把她拐走的？""我吃不准，但我想与负责调查你案子的一些人有关。不管他们是谁，总是奉上海某些领导人的命令而执行的。""你是怎样了解到的？"我问。
  "你知道体育协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封闭，后来造反派接管使用这所大楼。但是被打倒的体育协会仍保留一层楼储存文件。我是从那些人中之一知道诱拐曼萍是受上面的命令而执行的。""你可以设法让我去见见体育协会的那个人？""那对你来说是太危险了。""我准备冒任何危险去了解真相。""已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倒是否仍在那里，你为什么不等到政治形势明朗化之后再进行？"沈凯似乎对我的要求表示犹豫。
  真的，曼萍已死多年了，一个人不能永久沉浸在悲痛之中。沈凯没有再次来看望我。次年，我听说他和一个高干的女儿结婚了。那人同意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右派的儿子结婚，因为他的妻子死后，他想再娶一个年轻的妻子。我明白沈凯为何要和高干的女儿结婚。这样，他可以肯定他所娶的妻子永远不会遭受政治上的迫害。而且他和高千的女儿结婚后可以卸掉自孩提时代就背上的思想包袱，不必再承担右派分子儿子这个不光彩的名称。
  沈凯的来访使我很不平静。我对阿姨说，我要独自躺在房里休息一会。阿姨就去清理厨房。忽然我听到有人在敲大门，朱家全家都出去了。我叫来阿姨，她便到凉台里去看那个来访者是否是朱家的人。
  她从凉台里回来对我谠："是个老年人，他问我你是否住在这里，我要下楼去吗？""请你下去。"我告诉她，心里捉摸着这个来访者到底是谁。我急着把床毯盖上，将卧室整理好。然后走到扶梯口去看来的人是谁。
  "陈太太！你认识我玛？见到你真高兴！"他说着走上楼来。
  我从他和我招呼的说话声音及他过去那副样子，我知道他是我丈夫的朋友胡先生。自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突然来看望我一次以来，未曾见过他。
  他向我伸过来的手，长满着老茧，而小手指又包上了纱布。在其他方面看上去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我热情地招呼他，没有忘记他在一九六六年给我的善意忠告。
  我招待他进入我的房间后，请他坐下。
  "我能再见到你真是高兴，看样子你身体很好，我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这样是不容易的。"胡先生说。
  "你和你的家里人都好吗？你仍住在原来那所房子里？"我很有礼貌地问他。
  "喔，不！我和我们那些人一样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胡先生告诉我，"我也遇上不幸的事，但是我们不能老想过去的事情，我们必须向前看。对能够在文化革命中活下来要表示感谢。我们有许多亲友都已死了。当然，我知道曼萍的情况。我也为失去亲爱的妻子和母亲而感到伤心，她们两人都在文化革命最恐怖的时候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医院拒绝治疗，因为她们是资产阶级家属，而我又在受审查。"胡先生叹了口气，一时好像要淌出眼泪来，但很怏他就控制了自己，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擦擦鼻子。
  "你怎么打听到我的住处？"我问。
  "全是靠碰运气。今天早晨在街上碰见你过去的男佣人老赵，听说你放出来了，我真是非常高兴。但整个下午我家里一直客人不断，直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我立即骑着车来看你了。""你还在上班？""是，我本来可以退休了，但呆在家里太无聊，做些重体力活也有好处，晚上睡得香。我现在住在我岳母家，红卫兵留绐她一个房间，我们把它一隔为二，我就搬过去了。她已年过八十，但尚健朗，我能照顾她，她也让我高兴。""你的孩子们可好？""因为有个资产阶级父亲，他们都被分配到外地去了。我的大儿予已结婚了，有了个女儿。""一九六六年夏天你来看望我，并给我的那番指点，我一直记在心上，非常感谢你。在拘留所里，我常常想到你对我说的那番话。你看，这政治局势会怎样？""从目前看当然大大缓和了，但不知能维持多久？""你认为上面还会有权力之争吗？"他看看半开的房门，点点头。过了一会，他又问："明天可以一起去城隍庙吗？听说那家老花铺又复业了，有水仙花球出售。""明天不行，上午有学生来上课，下午还要洗些衣服，阿姨要回家休几天假，这几天她太累了。""明天下午我来帮你洗衣服好吗？我明天可以调休一天，因为大年夜我自愿值班。"胡先生说。我不愿让他来帮我洗衣服，但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假如我要想知道他要说的，就得与他一起外出。
  "衣服可以慢慢洗，就去那家花铺吧，能买到水仙花太好了。"胡先生听我接受邀请了，就对我微微一笑，我已经忘记，中国男人的习惯，总是喜欢女人能按他的要求办事。看来我无意之中的接受他邀请，竟令我们之间关系，比他开始踏进这个门时更密切了一步。告别时，他不仅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还鼓足勇气送钱给我。
  他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个纸包："现在给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费是很少的，我有个堂弟在日本，他按月给我汇款，我可以给你一点吗？"他这一举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把小包递给我，说："请收下吧，要是你真能收下，那我可太高兴了。""谢谢你的好意，你真是太好了，但我现在也不依靠生活费，我的外汇已解冻了，所以我经济上无问题。"他似有点失望，但只一会就恢复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