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他认为我很愿意听他的消息。他也知道我没有和任何有政治关系的人有往来，所以他所说的一切不会传给和他在政治上有关的任何党员。毛泽东逝世不久，他就来看我。
  那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举行追悼会。有五十万工农兵代表参加会议。华国锋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追悼会，在讲台上读悼词。他旁边立着穿军装的王洪文及全身披着引人注目的黑色丧服的江青。我们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在有电视机的人家观看追悼会仪式，我被指派到楼下朱家观看。
  在北京的仪式节目结束后，我们就看上海由马天水主持的上海毛泽东逝世追悼会。马天水是张春桥的代理人，上海造反司令部总部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上海市副市长。一月革命后，红卫兵打倒了上海市委及市政府之后，参加了造反派。几年来马天水成为"左派"头领的亲信。当张春桥留在北京时，他负责上海市府的各项日常工作。上海毛泽东逝世追悼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时间紧跟在北京追悼会之后。
  朱太太的电视机很小，但她将声音放得很大。这样至少在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发言。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据共产党的传统，马天水的发言内容即使不是字字句句重复，也应和华国锋的内容相仿。但我听到马天水的发言有两个重点和华国锋的完全不同。第一他说："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政策办事"，而华国锋却未提及"既定方针政策"。第二，华国锋运用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到的重要语录。它是"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马天水没有提到。
  追悼会结束后，我向朱太太道谢后便上楼了。不久大德来了，他在学校里看电视。
  "为何马天水的发言和华国锋的不完全相同？"我同他，"马天水的所谓既定方针是什么意思？""既定方针当然是要江青同志当毛主席的接班人。"大德说。
  "你意思说毛主席在临死前已决定了？"我问他。
  他耸耸肩。
  "既然毛主席要他的妻子继承他，那为何要给华国锋条子，说是"你办事，我放心"？"我又问他。
  "是否有人真的看到那张条子？""这是报上登载的。"我提醒大德。
  "你能肯定地说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吗？你能肯定没有其他字条了吗？"大德问我。
  "当然它肯定不是伪造的。"我说，想起那不易解释的字条，肯定是由靠得住的人执笔的。
  "毛主席在临终时已不能说话，他潦草地写了许多字条。"大德说。
  "天呀！所以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尖叫着。
  "感谢我未来的岳父的意见，我已不是个造反派了，我已完全脱离他们。"大德说。
  "我曾听说你是民兵队的队长，你仍和那个组织有联系吗？"我问他。
  大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吃惊，一时他曾想抵赖，但立即改变主意，不好意思地笑说："我想是朱家的人告诉你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是知识分子。我的条件己和民兵不符。""当你是个待业青年时，你怎么符合民兵的条件？""我不是个真正的待业青年。""你曾告诉我你是的。""那是说谎，人家要我欺骗你。""你是否在政府组织机关里任职？""差不多是那样。我只是个联络员，你也可称它为临时联络员。有一次你不是告诉我不重要的人做不重要的工作，常称为小土豆吗？那我仅是个小小的土豆。""当你和处理所谓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企阴谋叛变的案子小组在一起时，是否是个很小的土豆？"他点点头。
  "你真的相信他们要搞阴谋叛变吗？""我开始是这样想的。"大德似有所求地看着我说，"你明白吗？我是被我所相信的人告诉我的。他们表示掌握了对你和外资公司的证据。但经过一个时期，在我对你有比较深入了解后，我方才明白整个事件仅是个阴谋。你成了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者，就像其他许多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一样。我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并浪费了我多年宝贵的青春。我成了有权控制我的那些人的工具。""现在你已经脱离他们了，我这个案子也已经搁置起来，你已是个教师了。""完全正确。""你脱离他们的组织时是否仍给你保持荣誉？你和一个资产阶级子女结婚，他们是否会有看法？"大德笑着说："你对这些人实在太不了解。他们听到我要离开，真是太高兴了。因为他们不必再为我找工作。我的利用价值已没有了，他们正想把我抛弃。但其中有许多人的确很嫉妒我，因为我要和一个能得到一笔数目较大的财产产的女人结婚。你想人们为何总是希望参与政治斗争？当然是希望获得较好的工作。好的工作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和较高的收入。在中国，除了参加政治斗争之外，没有其他求上进的途径。""你能否告诉我女儿是怎样死的？又是谁害死了她？他们这样做目的是否为了金钱？"我自己极力控制着在说话时的悲伤情绪。
  他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一会儿说："你不是听说她是自杀的吗？""我不相信。你以为我应该相信7""我听说人家不是故意将她害死的。只是他们做得过火了，仅是个事故。"大德说。过了几分钟，他又继续说："我很为你伤心。你相信我，我真的为你这样的遭遇而感到伤心。""你意思说那些拐走她的人并非受命去杀害她而只是误杀？你是否是这意思？"大德点点头。
  "人家为何要拐走她？"开始大德有些不愿意告诉我。但经过较长时间的犹豫后，他说："这是种常规。有些人认为要强迫她来揭发你的罪行。因为你在看守所表现得顽固不化，拒绝交代。""谋害她的凶手现在怎样了？""他们仍在附近。""他们在政府里任高级职务吗？""我不能再告诉你了，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控诉，重新调查我女儿的死亡原因。我要将这些人揭出来审判。""这没有用，会有人出来保护他们。不会有人理你。那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假如你提出控诉，他们就说你不相信国家审批的自杀结论。"他告诉我。
  "他们会疑心你把不该说的事情告诉我？""他们可能会这样想。""我看你以后不要来看望我了。""是的，你完全正确。我现在不该再来了……"大德没有把话说完，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往他来看我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搁起来了，他应该不再来我家了。
  "我还有几个鸡蛋，你留在这里晚餐好吗？我可以炒几个鸡蛋。""我愿意留下来，谢谢你！"大德说。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他帮我收拾好碗碟之后就告别了。我从抽屉里拿了四百元给他说："大德，我能结识你感到非常高兴。你是个聪明的青年，希望你能有幸福的生活。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给你买些需要的东西。"我将钱交给他。
  他什么也没有说，显然情绪有所激动。呆呆地站了一会，收下我给他的钱走了。
  第十七章平反
现在，毛泽东真的死了，我却又无法提出控诉。要想揪出杀害我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依旧困难重重，遥遥无期。
  我细细地留心和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局势，决定还是继续按时为我那残疾女学生授课。她因儿时患脊髓炎而致足残，普通学校不肯收她，只好一直呆在家里，由她当护士的母亲教她读书写字。那是个好学生，每次课毕，总恭恭敬敬向我道谢，以后才拄着拐杖，一步一瘸地慢慢步行回去。
  每每见到她与自己的残疾苦苦作斗争时，总让我联想到中国老百姓生活中一句塞翁失马之说。重病给我学生带来了不幸，令她失却上学的机会，但同时也让她逃脱了极左派掀起的各项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一些灾难。一声令下，那些健康的青年，包括我女儿，为了做个社会主义的好儿女而历尽艰难，刻苦积极地奋斗着。数以万计像我女儿这样的青年人成了牺牲品。这其中，也包括大德那样的红卫兵。而这位残疾女学生因为失学，也就无法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从而被人淡忘了，因而也没有遭到任何不幸。
  我的女学生也想和大德一样，当名中学教师，自食其力。
  "我不能老靠我母亲，她马上要退休了。假如我当上教师，那么，我的工资就可贴补家用了。"在她要我帮助她准备教师招聘考试时，她如此对我说过。
  给她上课已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但我仍时时密切关注局势，以等待时机向政府提出要求调查我女儿死亡原因的申诉。
  我早就写好了申诉书草稿，这以后我又反复修改了多次。问题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哪儿送呈这份申诉书。
  十月八日早晨，我按时于六点起床，推开阳台门，只见一穹碧空，荡漾着絮絮洁白的浮云，是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的早晨。在阳台上，我见到那残疾的女学生站在大门口。当她见到我，便向我挥手示意，要我下去。
  为了不惊动朱家，我蹑手蹑足地下楼开了门，我想她大老清早地跑来，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待我走到她跟前，她就哑声跟我说："我不愿让朱家知道，所以没敲门。昨天晚上，我那当民兵的哥哥突然被召去开紧急会议，说要打仗了。我想我应该来通知你一下，你就呆在家里，不要出去。"我四下张望了一下，周围一片静悄悄，不见一个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