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我便问："打仗？跟谁呀？""我也不清楚。昨晚有人来把我哥哥叫出去了，他们跟我妈说，民兵要紧急集合。我们没有把这事张扬出去。但我妈和我都觉得一定要告诉你，因为你只有一个人呀。"我感谢了她这番好意，目送着她一跛一跛的身影走远了，才进屋去。
  我的学生带来的这个消息真是太突然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哪个国家将会侵略中国，或者中国会对哪国发动武装进攻。但她明明自臼地告诉我，民兵们正在紧急集合。
  我有架沪产的半导体。在天气晴好之时，晚上把耳朵贴紧它，就能收听到英国bbc及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于是，我带着这架半导体走进洗澡间，紧闭门窗，一边不停地让水箱哗哗地冲洗，以掩盖收音机电波噪声。但我什么也听不到。我向阿姨打听下菜场的情况，她只是和往常一样，抱怨买菜的难处。我就将收音机拨到上海台，希望不要漏掉任何新闻公告。随后我就摊开笔记本，开始抄录和背诵着唐诗。我认为这是让我摆脱目前这种心神不定状态的最佳方法。
  白天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过去了。晚饭后，我听到朱太太在花园里大声通知去居委会开会，要大家即刻就去。我急忙提着个小凳子，随她一起穿过马路去居委会。
  居委会里挤了满满一屋人，气氛很是紧张。居委会在晚上开会是反常的。大家都认定肯定发生了什么非常事件了。人人都急于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会场里不见有平时那样窃窃私语开小组会或者闭目养神打瞌睡，就是平时抽香烟的人，也不敢点烟。
  等大家到齐后，一位街道党委的中年干部宣读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主要内容是，十月六日驻中南海（清朝的东官，目前是中央首长的住所）的八三四一部队采取革命行动逮捕了江青及其三个追随者，人称其为"四人帮"。文件里说，此革命行动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华国锋经国防部长、共产党元老叶剑英同意下执行的。为了保持共产党的统一团结，避免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此项决议，立即逮捕"四人帮"。文件还说，毛泽东在世时，已觉察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必须将此解决。
  那个决议很简短。文件读完后，上边通知说因为时间太晚了，下次再讨论了。当时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嘲笑，更没人出声。大家都唯唯喏喏地像进来时那样离开了。人们微微垂着头，避免让人家从自个眼神里看到流露出来的真情。大家故意拖拖沓沓，挪挪擦擦地走着，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丁点兴奋的情绪，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们故意显得十分迟钝麻木。刚才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实在太突然了，几乎让人不能相信。即若共产党经常习惯突然变更此道，但目前这种事态，却是从没发生过。但为了保身，还是不作出任何反应为最上策。且上海还是极"左派"的天下，市内许多干部都是江青的追随者。即便刚才宣读文件的那位，也可能是绝对忠诚于她的。上海人素来聪明圆滑，不到时机成熟，还是不愿冒险纵声欢呼的。
  我和朱太太俩默然不语地回到家里，各人都在肚里纳闷。
  当我们推开大门时，只见她那当民兵的儿子正当院站在那儿。
  "回来了？"他母亲问。
  "是的，我们已结束了。"她儿子回答。
  在上楼时，我就开始咧嘴笑了，我走进自己房里把门锁上，虔诚地合掌向上帝感恩。同时我又提醒自己不要过于乐观。显而易见，"四人帮"的被捕，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它未必意味着华国锋会反击各项极左政策。我不相信，他会采取其他的领导方式来统治中国。那晚，我失眠了。我开始筹划着以后的一切：写申诉书为自己平反，并着手调查我女儿的死亡真相。
  次日早晨，朱太太告诉我鲁英来过了，通知我们今天要举行全市性的盛大游行，支持中央政治局逮捕"四人帮"的决议。下午两点，我们去居委会办公室集合，领取游行所需的旗帜和标语。
  我从未参加过游行。对我来说，举着小旗，振臂呐喊，集体排队操练般行走，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这有损我的尊严，也违反我的人身自由。当然这几年我之所以没有参加游行，是因为我是阶级敌人。现在既然人家邀我参加，我也实在难以推辞。朱太太对此则不以为然："你当然要去。这次游行每个人都要参加，没有人愿意支持"四人帮"。""要连续步行几小时，我走不动。"我做出一副年老体衰的样子。
  "鲁英说过，老少，只要在本区游行就可以了，不会超过一小时的。"朱太太说。
  假如我拒绝参加打倒"四人帮"的游行，就会让那些大德所说的"仇视"我的极左分子，趁机捞到稻草，把我划为"四人帮"的效忠者，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那些惯于投机钻空子的极左分子，往往就利用共产党政策的突然变更，来趁机获取新的地位。有许多人就以走在一支新队伍的前列，从而成为向新目标前进的指挥者，自然无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失败的牺牲者。因此我想，除非参加游行，否则实在别无他法。但我暗暗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居委会的大姐们，隔夜已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许多标语小旗，下午两点我们来到居委会时，它们已堆在桌上了。鲁英让我和那些平时坐在一起学习的大姐们，一起排队去取这些标语小旗。我们的队伍最短了，也最安静。队伍里的人员及他们的家眷，都是文革中的打击对象。因此我们的队伍应该比退休工人，他们的家属以及待业青年更觉得欢欣鼓舞。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这是因为我们已屡经打击，处处受压，常被训斥为打入另册的异己分子，在有的共产党员心目中，我们都是些晦气和危险的人物。因此，我们将永远被孤立起来。即使在同一个游行队伍里，我们也必须单独另成一列。尽管从表面看来，他们对我们不闻不问，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十分小心翼翼，为了自身安危而多多提防才是。
  游行开始了，我们的队列排在最后面。每人手持一面贴在竹棒上的、写着标语口号的小旗，行走在马路上。我那个口号最简单了："打倒江青！"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手持小红旗，也有高高扛着巨大的红旗，敲锣打鼓地引导着队伍往前走。当他们发出一个信号后，我们一排四人，就喊着口号跟着往前走。工人和青年后生的队伍，离开我们去市中心游行了，我们只是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兜圈子而已。
  或许我们都缺乏革命的动力，我们这支游行队伍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一个多小时后，一个青年就下令解散，大家则回到居委会放下那些标语小旗就溜回家，不再等待任何命令了。
  "你知道我们差点发生内战吗？"在我们进入花园关上大门后，朱太太对我说。
  "真的？什么时候？"我问。
  "所有的民兵都给动员起来了，还配备了武器，他们要进军北京去营救江青，可能上海要暴动的消息已败露了。因为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迫使他们投降。我儿子说真正危险呀！""他很幸运，不必打仗去了。""就是呀。我们已经历了文化革命，要是我们的儿子再为保卫江青而丢命，那真是太惨了。"她说。
  不久，我听说上海市府的极左领导都给撤了职，有人说他们已被抓起来了。也有人说他们已给隔离在某地作交代，作为将来审讯"四人帮"的征据。这些传言过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及共产党党委的新领导人名单公布了。这些人在文革中的经历遭遇大致与华国锋相同，在文革开始时受过冲击，受到过红卫兵的揭发和批判，但不久就归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队伍中来"。这一现象表明他们已认罪，并已揭发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后他们便被任命为高级干部，与左派领袖江青共事合作了。任命这些人做领导？意味着华国锋掌权的短短四年中，共产党并不会彻底改变政策。而基层组织中，极左分子的领导权仍未转移。
  七七年八月召开共产党十一大。当时全国掀起一场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这次党代会使华国锋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不仅被推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全军总司令。在公共场合，他的肖像和毛泽东的并排悬挂在一起。报刊上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区别于毛泽东的"伟大领袖"。由于党内和政府中残留的一些极左分子，以为华国锋有可能作为盾牌维护他们，因而竭力促成建立新的个人崇拜。
  那次的党代会重复强调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说，同时华国锋也立誓要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各项政策"，"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同时，党代会也任命了汪东兴--执行逮捕"四人帮"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司令，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作为对他打倒江青所出的力的一种报酬。据说"四人帮"中有三个人，是在被邀去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时在会议厅被捕的。江青则拒绝参加会议，汪东兴只得亲自去她寓所给她扣上手铐。
  由于汪东兴忠于毛主席，热爱毛主席，因此长期来一直任毛泽东的卫队长，领导一万名八三四一部队的士兵，为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的居住处做保卫工作。
  华国锋不属有能量的统治者，他的领导能力甚差。即便现在，一般群众及基层党员几乎都还不知道，他一直没有得到来自基层，乃至由他安插在各重要岗位上的干部的得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