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我知道他想到那些小棚屋了。
  "要知道，约翰先生在北京南京都呆过，那些比我们门外的小棚屋更糟糕的地方，他都见识过了。"我提醒他。
  "对，你说得很对。反正，你不能拒绝朋友到你家的要求。晚餐后，就带他来吧。你们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老李问我。
  "大约九点左右吧，可能还要晚一点。"我说。
  那晚，当我与约翰及渣打银行经理，坐了出租汽车来到我家时，我发现整条弄堂都杳无人影。小棚屋外，也不见晒有衣物之类，连收音机声都消寂了，堆在在我家门口的杂物，也都搬走了。弄堂里洗刷得千千净净。约翰在凉台上伫立一会，往花园四处张望一下，直夸我的住处很安静。他说："你过得比我想象得要好多了。"我没跟他说，可能老李已命令棚屋里的居民，要静静地呆在家里。
  我将约翰的来访如此这般写出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老李表现得很有意思。我是在他管辖地段之下，他本不需要费这番心思的。因为本应当是我按他指示办事的。几乎大多数干部都是只会指手划脚的。当然，老李是个颇通人情的户籍警，因为他本质上是很善良的。
  在我一一取得过境国的各国领事馆签证之后，我要求上海旅行社为我在杭州附近的莫干山租一幢房子，我想在山上作为期两周的隐居。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中国人，都持有浓厚的乡恋，不论我们走得多远，离开多久，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所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吧。不过，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我宁可客死他乡，死在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现在，我马上要离开了，我觉得内心十分惨然。在我掀开生命史中崭薪一页之前，我要通过祈祷和自省，来调整内心各种矛盾凌乱的思绪。
  由莫干山回上海后，妇联的学习小组特地为我召开了欢送会。我们的组长在小组中宣布了我将赴美探亲的消息，随后我也作了个简短的发言，对妇联能给予我在这里参加学习的机会表示感谢。我赞扬了她们的才智、她们的爱国心及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还表示她们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令我受益非浅。其他几位学员也相继发了言，她们要我转告海外亲友有关中国的新变化，并动员他们回来观光。何同志告诉大家，我已定好了新开航的沪港航线的船票，并邀了几位小组成员届时与她一起为我送行。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日，我告别了上海。因为没有政府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一般送客是不准进入码头，因此只有何同志和五位小组成员，以妇联的代表身份来送行。她们开着一辆新近由日本进口的小面包车，将我一直送到码头上。这里对旅客出境所持的行李及外币，控制得很严格。因此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和一只拎包。手袋里只有从中国银行外汇部兑换来的约值二十美金的港币，我在银行的存款和其他物品只能留下了。待我们抵达码头，天开始飘起蒙蒙细雨了。这时，即使何同志持有官方的证明，但那几位学员仍未能被准进入候船室。，我只得在一片凄迷的雨幕中，与她们一一告别。她们祝我旅途愉快，早日与妹妹团聚。谁也没提及我的回来。想来她们也估计到，我是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这里留给我太悲惨的回忆。
  好久，海关的办公室才开门。旅客都涌了进去。我的皮箱皮包经过海关人员的仔细检查。他们也察看了我的手提包，查核了港币的金额。完了后，我随着人流上了一辆小型巴士，把我们送上停泊在相当距离之外的轮船边。
  雨越下越大，夹着闪电，瓢泼而下。我既无雨衣，也没带伞，只得顶着大雨，手持行李，踩着给雨水冲得滑溜溜的舷梯，趔趄地上了船。这是中国政府买来的英制轮船，经改装后行驶于沪港之间。我住的是特等舱，里面设有淋浴室。我换下淋湿了的衣服，冲了个淋浴，再回到甲板上向上海作最后的一瞥。
  起锚了，为了转向，船缓缓往上游开去。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着的亚细亚大楼乃至我办公室的窗口。往事已成为梦幻中的浮云。船速加快了，直向吴淞口驶去。待它到达吴淞口时，已雨过天晴了。
  回顾以往，我曾有好几次乘船出国的记忆。每次都像现在这样，伫立在甲板上远远眺望着，任凭海风不住舞乱着我的头发，怔怔地望着故地的海岸，渐渐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没现在这般令我断肠。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在劫难逃。为此，我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负疚。我希望此刻应是曼萍站在甲板上冉冉离去，开始她生命中新的航程。毕竟应当让老人先离开人世，年轻人应该活下来，这才是自然法则。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但我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
  跋我在大型喷气客机的特等座舱里，进行着横贯太平洋的旅行，从而开始了几曾中止的我的西方生活方式。机票是我以前服务的雇主--亚细亚石油公司送我的。
  我在午后，由香港登机。起飞后，一位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俯着身子问我："你要"碧血玛丽"还是"螺丝钻子"？"我肯定是显出了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态，因为她身后的一位年轻先生对我说："或许，你还是要一杯香槟吧？"这时我方才明白"碧血玛丽"只是一种饮料。如此看来，"螺丝钻子"，也不是那种旋转铁钉的工具了。
  在我礼貌又有点结巴地谢绝了那位年轻先生的香槟后，那空中小姐微笑着递给我一杯清橙汁。
  我花了差不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四处寻亲访友，试图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加拿大是我定居的第一个国家，我在美丽的首府渥太华住了两年。但那边漫长又寒冷的冬季，对我的关节十分不利。一九八三年，我南迁至华盛顿，那里的气候与上海很是相似。我在那里买了所房子住了下来。我一面力图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级市场的购物及银行自动储存提款种种，另外，我便开始我的写作。
  在华盛顿，我每天都可凭着自己心愿安排日子。我不必征求任何人应诺就可以四出旅游，并有各种丰富的商品和笫一流的服务供我享受。在美国，"后门"只是走入居家住户的厨房的途径。我可以与朋友坦率地谈论任何话题，而不必考虑自己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准确，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有人曲解或误会我的谈话。在这样轻松的无拘无柬的气氛之中，我觉得十分舒坦快乐。最让我欣慰的是，这里有那么丰富的书本杂志。报纸上的报道也都是人们所关切和感兴趣的，还有就是意趣相投的朋友之间的交往互访。
  我的生活丰富又忙碌，只是不时内心会萦绕着一阵伤感。特别在黄昏，当落日渐渐西沉，而我的体力也开始渐显疲乏之对，一种惆帐有失及阵阵乡愁之感会袭上心头。但待次日清晨，我仍准时起床，乐观地和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富有启迪和信心的又一天的开始。
  在写到女儿之死及我在文化革命中的悲痛经历时，我心痛得厉害。这时，我不得不暂时丢开稿子而去做些别的什么事，使自己内心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写下去。因为我总觉得，有什么强迫着我，要把心中的话一吐为快，以便让那些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我在中国的生活。与此同时，我那些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刹亚、加拿大及这里的许多朋友，也鼓励我写下去。我特别要感谢一位退休记者柏盖·特狄（peggy durdin）。她与我是四十五年的老朋友了。一九八零年，我去加川拉尤拉看她和她丈夫，在她那摆满东方古董的宅第里，她是第一个建议我把我在文革中经历写下来的友人。且在我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不断指点我鼓励我一鼓作气，坚持下去。
  我的中国护照早巳过期了，我没有去更换，美国移民局及归化服务处已发给我证件，我可以出国旅游。我希望不久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适宜住在美国。这里有经过大屠杀而幸存的犹太人，坐过监狱的持不同政见者，乘船投奔而来的越南难民，还有反对暴君的政治逃亡者。在这样的人中生活，我不会感到孤独。我也相信，要是上帝，在天堂中辟有特殊的一角，专门安置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话，那么我的女儿曼萍，在那个世界之中，一定也不会寂寞的。
  我虽然已决定做个美国公民了，但我还是关注着中国的一切。故国的未来及中国老百姓的幸福，依旧时时牵动着我的心绪。我总是细细阅读来自香港及中国的报刊。就是读美国的报刊杂志。我也十分留心那些来自中国的驻外记者的报道。此外，我的一些邻居朋友也为我收集散见在其他城市的报刊上的这方面材料。我还仔细阅读上海的朋友们送来的中国政府发放的文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千里迢迢飞去香港，会见由内地来港作短期访问的亲戚。
  来自中国的种种消息，令我十分鼓舞。对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而出现的空前繁荣，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