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比如，我们让他们把食物置放在我们冰箱里，还借给他们扫帚拖把之类。那位女造反起家的干部，没将那小棚屋安在我们花园里，已是谢天谢地了。假如她要这么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弄堂里其他那些不属过去的阶级敌人或资本家之类的，便没我们这般驯服了。因为鲁英跟我和朱太太为此打了招呼，而居委会也告诉大家，说那幢住宅大楼正在营造之中，是专供这些拆迁户居住的，待大楼竣工，他们就将搬回去了，这条弄堂就会恢复原状的。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接待了好几位来自国外的亲友，其中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及她丈夫。当我在文革中大难不死的消息传到欧洲及北美后，许多朋友都给我写信问好。一九八零年七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埃特斯爵士（sir.ohnaddis）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访问中国，并在八月份抵达上海。他问我，届时能否与他见面。约翰·埃特斯是个汉学家，他很欣赏中国文化，对此颇有研究。我与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结识他了。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任英国驻华代理大使时，常来我家作客。后来他任驻菲律宾的英国大使时，我们也是常有交往的。一九六五年他到中国来休假时，也来上海看望我。也是位有名的瓷器收藏家，他的许多收藏品，都赠给大英博物馆珍藏。我很愿意听他对我所收集的珍品的评鉴。
  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因监时，在报上读到，他被派往北京任首席大使的消息。一九七三年我出狱后，当时的形势，无法使我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在一九七四年，还是从报上得知，他离开北京告老退休了。这次收到他的来信，我当然十分希望能与他见面；但我又不愿此事令政府对我生疑，以至影响了我的出国。因此，在答复约翰以前，我就去向户籍警老李请示了。
  我在派出所找到老李，他从里面办公室出来，隔着桌予在我对面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原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将要来上海访问。现在他写信来问我，能否与我见面。"说着，我便把他的信拿出来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老李听完后，一言不发。我便问他："你看我应该见他吗？""那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他？"我又问他。
  "假如你不见他，他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老李说。
  "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那么我应该见他？""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莱，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是的。""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他国家吗？""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到处都有朋友。"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糟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在门口，我与那急撞而入的小伙子，撞了个满怀。
  下一步，就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了。为了避免大清早候在门口排队，我就给上海渣打银行经理，一位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打了个电话。那个时期，要造访外国居民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说，不是在外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敢轻易这样做的。
  我是经过好几天的深思熟虑，才冒险来到圆明园路渣打银行办事处。在四十年代初，我与丈夫，曾和英国及香港的渣打银行分行有过来往。目前这位继任的经理，对我们应当还是有印象的。文革以前，他们来过我家。因此我到那边，那位年轻的英国经理又惊又喜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香港和英国的银行工作人员，曾听说我已在文化革命中身亡了。并说，我的死讯，已被美国新闻记者斯旦莱·卡诺（staneey karnovr）写入他的著作《毛泽东和中国》（mao and china）一文之中。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韩素音，在她的自传里记载着此事。
  我请他立即转告香港分行，我仍活着，而且健康无恙。然后，我请他在美领馆托个熟人，为我特约个时间办一下签证。他说，美领事馆的几个职员，都与他同住一幢专供外国侨民居住的公寓里。他会把我的情况转告他们的。
  两天后，我去美领事馆取得了签证。
  11月初，约翰·埃特斯爵士抵达上海了。我告诉他，我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我俩坐在宾馆宽敞休息室内两张安乐椅上谈着话。在房间一端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服务员，他可以对我们的举止看得很清楚。虽然这中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是听不清我们的谈话内容的。但我没提及自己的囚禁和女儿的死，我只是跟他谈了一下有关我的平反及曼萍的追悼会之事。我也告诉他，我的文物瓷器已被归还了，并已将其中十五件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问是否可上我家看看留存下来的珍品。因为他在一个中午将有一次官方的宴请，我请他在同一天去东风饭店晚餐。东风饭店是过去的上海夜总会，典型英国式的格局，曾享有"东方最长的酒吧"之称。我说："我看看，可否在餐后安排一下请你来我家。""我想看看，你最近几年是怎样过的。"约翰说。
  当我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抵达上海，并已与他会晤过后，老李就问我："你有无把你自己及女儿的遭遇告诉他？""他对文化革命已十分了解。他自己就驻在北京，当然对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觉得奇怪了。"我跟他说。
  "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老李说。
  "我知道他在中国有许多朋友，包括党员。我想他对中国实在很了解。""他对中国友好吗？""噢，非常友好。否则，他怎么会被邀请来华呢？"老李显然松了口气。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将约翰先生作为朋友接待，这是很不一般的。""我今晚请他在东风饭店赴宴，同时还请了渣打银行经理，还有两个中国朋友。可以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为了尊重他，是必须再请几位陪客，他是位大使。"老李说。
  "他想在晚餐后，到我家里来看看瓷器。我该怎么答复他？"可怜的老李着实吓了一跳。"哦……"他紧皱双眉，抚着自己下巴似在寻思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