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1980年，郑念离开中国前往香港，她深知此去很难再回来。"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何等努力地忠实于我的祖国，但是我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却并不是由于我之错。"她后来移民美国，在华盛顿定居。
  郑念的书出版以后引发轰动，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她受邀给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郑念将著书所得的优厚稿酬设立"梅平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
  "虽然她被时代裹挟、冲击、击碎，但是她从来没有丧失过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质上，她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旅美学者沈睿这样评价。沈睿认为《上海生与死》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类别：个人对苦难的回忆和记录。  □田志凌《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去世享年94岁以《上海生与死》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上海生与死》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所以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小说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小说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译者为程乃珊。
  据媒体报道，今年7月郑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热水烫伤住院，最后导致细菌感染，终致不治过世。郑念原名姚念谖，1915年生于北京，父亲是日本留学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郑念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郑念后来嫁给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随夫姓易名为郑念。郑念夫妇完成学业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夫妇两人投奔重庆，郑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驻澳长达7年。1949年之后，两人没有入台，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郑念在丈夫去世之后继其夫在上海任职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英国总经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发。"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外商公司，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被关在监狱7年。其间她在上海电影厂担任演员的独生女梅平遭红卫兵迫害致死。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
  1987年轰动英美的《上海生与死》就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本以英文创作的"文革"题材小说。凭借这部小说，郑念一夜成名，晚年即靠版税和演讲收入生活。郑念在记录史实的时候，既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政治事件，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使这本书有种个人编年史的性质。当年小说出版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忍不住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这部小说。他评价，"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库切称赞这是一本"信息多，充满了勇气的，吸引人的书"。（记者石剑峰）（来源：2009年11月《东方早报》）程乃珊：生死与共浦江情--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2011年03月31日来源：新民晚报作者：程乃珊以《上海生死劫》一书闻名于英美文坛的华人女作家郑念于11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上海生死劫》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所以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小说以郑念个人经历创作。小说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同样引起国内读者强烈反响，公认这是一部真正的伤痕文学经典。闻讯郑念不幸去世后，《上海生死劫》译者之一、上海著名作家程乃珊特撰文纪念、追忆书作者，文章发表在《新民周刊》2009年第47期上。
  "1980年9月20日，我告别了上海……大雨迷茫中，隐隐望得见远远耸立的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乃至楼内我办公室的窗口……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祖国……"--摘自郑念《上海生死劫》
  郑念的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外滩1号亚细亚大楼曾是郑念夫妇工作的地方《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的作者郑念不是一位职业作家，她的作品只有一部，虽然此书的问世比内地文坛伤痕文学奠基人卢新华的《伤痕》要迟，但因为作者是直接用英文写作，再加上她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直白不矫情的行文，故而更具真情和世界共性，甫问世即引起轰动。要说伤痕文学的经典，笔者首推此书。
  1988年9月，我与母亲潘佐君女士合译的《上海生死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版发行5万册，立时销售一空，更有个体书贩必要硬搭几本过期期刊与此书一起出售。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此书没有再版。当时还有另一中文版本，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吧，此书后来也不见再版。
  1996年，在香港，徐枫女士曾约请我写《上海生死劫》电影剧本，她已买下此书改编权，并将亲任女主角，以告别自己水银灯下的生涯。笔者交出初稿，但总也不见电影开机。
  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直以来，中国人的"根"的界定，是以其籍贯为依据的，然近百年来随着交通资讯的开拓和个人居住选择权的开放，我们更以文化认知及人文价值的归宿来认定我们的"根"，所谓"上海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以郑念女士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战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好像是福楼拜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郑念，就是这样一位名媛。
  郑念与张爱玲写到这里，忽然忆起另外一位家世显赫同样以母语以外的英文写作、同样早年离开上海在美国孤独终老的名媛--张爱玲。她们相差5岁。
  张爱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对上海的爱和思恋之情，我们从她后来去美国后写的或改写的几部小说中，仍强烈地感受到。与郑念一样，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妇从香港找上海裁缝做的。两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执著，重视私人空间，但总觉得张爱玲的世界，还未走出白流苏那个连钟摆都比外面慢一个时辰的幽黯的老公馆。尽管一样喝红茶、讲流利英文、对色彩搭配都有敏锐独到的见解，但郑念比张爱玲要大气得多。张爱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郑念则是少数勇于走出悠闲沙龙、置身于大时代舞台聚光灯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张爱玲最终与胡兰成诀别，最关键的是因为他的不忠，此外什么国土沦丧、民族气节，她都不予关心。去美国大半辈子，嫁了个美国丈夫，但张爱玲却似从来没融入其主流社会，按说以她的英文程度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而郑念虽然去美时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当然，她不否认"……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