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三
    从表面上看，幼天王的生死，确实是关系到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问题，左宗棠忠心王事，不顾私情，第一时间将侦知到的情报上奏朝廷，大义凛然，光明正大。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就说：“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
    但问题是，左宗棠并非从不感私恩。当初他身陷樊案，潘祖荫营救颇力，他就一直念念不忘，发达之后，每年都送以厚礼，仅仅冬天的“炭敬”一项，照例为一千两。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弄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送给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安慰之意。这件古董的份量如何？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它名为“大盂鼎”，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见他如果想报私恩，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如果论恩情，曾国藩对左宗棠并不亚于藩祖荫。曾国藩在他进身之路上，一路扶植提携。而左宗棠与曾国荃，更是多年情投意合，即使是在他有憾于曾国藩之时，和曾国荃关系也一直非常良好。他如此处理此事，实际上受更大打击的是曾国荃，因为曾国荃才是直接责任人。因此这种做法无疑太令人费解了。
    但是如果考量一下事件发生的时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推动左宗棠作出此事的，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如前所述，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然而一个舞台上，只能有一个主角。同一时代，怎可以有两个诸葛？
    藩祖荫对左宗棠的功名地位只有帮助，从无妨碍。所以左宗棠对他的感谢，慷慨而充分。除了送过一只大鼎外，他还在书信中这样表达过感激之情：“（曾推荐自己的潘祖荫，宗稷辰）皆与吾无一面之缘，无一宗之交，留意正人，见义之勇，非寻常可及。”
    而对曾国藩，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如谓不信，请看这样一个故事。左宗棠晚年，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是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
    确实，想当初，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左宗棠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建设湘军，带兵打仗，他左宗棠贡献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左宗棠比曾国藩更高明？
    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追今抚昔，一切还都是出在“科名”二字上。曾国藩虽然愚笨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他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虽然最终终于被皇帝起用，无如“出身太迟”，起身太晚，追赶曾国藩已经来不及。南京城破之际，普天同庆，只有左宗棠孤坐在自己的总督府中，心绪异样。每一个时代，只能有一桩最大的事功。曾左时代，这一事功无疑就是平定太平天国。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左宗棠此生无望成为天下第一。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后来他曾这样对郭嵩焘说：“阁下……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才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
    所以，获知幼天王下落后，他想也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