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南明痛史

  古人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于张煌言来讲，身死天下事，且死而有真成，造就大汉民族士气刚风，求仁得仁，为义赴义，殉节死国，成就了中华烈士又一个千古流传的佳话。
  张煌言死后，由于其妻子已经三天前早于他死于清军之手，他的尸体由其宁波同乡出资收敛，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 
                  
一腔忠愤血 飞溅于群虏(3)
  乾隆四十一年，虏君“赐”谥张煌言为“忠烈”。所以，张煌言的墓碑是“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煌言的坟墓和碑石皆被捣毁，直至1983年才得以修复。虏君赐修墓，汉人复砸碑。其间辗转，发人深思。
  一代完人张煌言，时至今日，知者寥寥无几。在他的家乡宁波，旅游者只知有天一阁、保国寺，从不知有“张苍水故居”。即使有人看见这个指示牌，想必也不知“张苍水”为何人也，说不定误认为是哪位红顶商人的大宅院。当然，有人爱看改编自鸳鸯蝴蝶派的影视剧，也可能把张苍水误认为张恨水。
  在今日中国，言及南明，连妓女李香君、顾横波、柳如是等人，都比张煌言、张名振、夏完淳等人“有名”，毕竟她们是《桃花扇》等剧目的艳丽主角啊。香艳秦淮，妓女红杉，撩动世人遐思心肠。至于张煌言吗，我们伟大祖国的舞台荧屏，皆是大清皇帝的文功武治，我从未看见哪怕有一个单本戏或单本电视剧出现他的身影。
  可悲！可叹！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波谲云诡、地动山摇的大动荡时期，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大汉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痛呼天地痛，山川草不悲。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确确实实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精神本质的信仰。
  相较之下，李永芳、孔有德、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许定国、郑芝龙、孙可望、骆养性、冯铨、孙之獬这样的贰臣贼子，屈膝虏夷，同流合污，残杀同胞。他们的低下人格，在张煌言等忠臣义士的名字前，尤显卑污。
  如今，历史翻案风大起。对于贰臣们贪求富贵荣华偷活苟生的行为，近来不少小文人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角度，大讲特讲他们的行为是“弃暗投明”，是个人生存权的选择权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如此美化贰臣，如此解析“人性”，真真令人齿冷心寒。
  历史，是用来提高价值认识的，绝不是拿来“超越”的。
  国家、疆域、民族的概念因时而易，王朝更迭与政权对峙前因后继，但正义价值和道德标准，纲常伦理，应该是千年不变，历久弥新。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凛然大义的民族呼声，连同“虏”、“胡”、“鞑子”等等词语，在今天可能也成为敏感的东西。
  有人会说，“历史上的女真、契丹、匈奴等等少数民族，都已经是中国人了啊。岳飞、文天祥、张煌言吗，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大谬特谬！
  作为今日的中华民族统一体，满蒙回汉各族同胞，相濡以沫，携手共进。但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我们那些民族英雄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感而发、保家为国的振聋发聩之声，当然不能被故意忘记或者歪曲。
  历史上的忠奸、善恶、是非，绝不能因为民族大融炉的烈火而完全消融殆尽。这不是民族偏见问题，而是民族大义和道德价值观问题。
  如果我们回避历史问题不谈，不分青红皂白，虚幻陶醉于今日的“大一统”，把历史发生过的民族抗争当成民族“内斗”，就一定会堕入忠奸不分、是非颠倒的谬误之中。
  如果是非不分、不恰当地进行历史类比，我们历史上一切反抗强暴和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都将成为“阻挡历史潮流”的无谓反抗。民族虚无主义的无形恶臭，将会污染我们一代又一代年青人的心灵。
  南明的历史，是一部民族的心灵痛史。南明小朝廷的腐败与内哄，丝毫不能反衬清朝的“伟大”与“光荣”。南明朝野中的志士仁人，他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拼死抗争，代表了我们民族勃勃不屈的伟大英雄精神。
  张煌言等人抗击满清暴政、反抗民族奴役的可歌可泣的英勇行动，必将照耀以后无数世代的中国人的心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