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太祖与成祖二人雄才大略，直接指挥六部，确有“皇帝而兼宰相”的资格。仁宗宣宗，能力虽差，幸有三杨在阁，仍旧办到了小康。此后皇帝不如太祖成祖，阁臣不如三杨，国事安得不坏！张居正断然确定内阁的地位，把太祖废相的失着补救了过来。可惜，他一去世，人亡政息，明朝又走回下坡的老路。
  他并未把六部的权力剥夺净尽。事实上，他给了它们以应有的充分权力：命令各省的抚按(巡抚与巡按御史)，必须秉承六部。对御抚按，他也让他们有权督责各府州县。这样，全国上下各级衙门，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在极短期间，完成极大改革，指挥灵活，运用自如，也全靠有了这个整体。
  在内阁及其以次一层一层的各级衙门之间，公文的来往必须迅速。因此，他特别注意驿递(谷应泰所谓“邮传”)。去掉驿站方面的小腐败，在他，可谓牛刀小试，很快地便办到了。还有，公事经办人的故意拖延，改革起来就比较费事。所好，他有严刑重罚作为后盾。拖延以外，如诬报、虚报、瞒报、夸大其辞的妄报，等等，他都有办法查出来，弄得没有人敢欺骗他，蒙蔽他。谁能比得上他精明呢？
  张居正办事严格，但对人并不苛酷。人有小过，他写一封私函加以规劝或申斥。有了大过，他才依法办理。他把赏罚看得很重要。没有赏罚，的确也办不了事。然而他一向是赏得重，罚得薄。
  不讲道理的人，也未尝没有他们的所谓赏罚。张居正的赏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秉至公。他尊重明朝已有的考绩制度。而加以认真执行。京内之官六年一考，京外之官三年一考。过去，常常只是例行公事。他呢，毫不客气：特别好的升，好的留，不好的降，太不好的去。可是，他不像某些大官之以给人痛苦为乐。他在原则上，是让胜任的人久于其任。
  胜任的人，却不易找。风气好，好人多；风气坏，好人少。在少数的好人之中，能办事的人更少。张居正懂得“不求全”。用人，只是用其所长。此人的短处，倘与所任之事无关，不必计较。
  他勇于自任，而律己未尝不严。反对他的人，说他接受贿赂，说辽王朱宪火(节)被废之时，王府的金宝都被他吞了。神宗因此而在他去世以后的第二年，抄他的家，却只抄得了十万两左右的银子而已(他家里原本是盐商，有钱)。
  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在世，大权在握，没有人奈何得了他。他一死，仇家对于他的家属，对于他的身后令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弄得他在死后的第一年官爵被“追夺”，在死后的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在家属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狱，长子张敬修被逼得自杀。 在他未死以前，便已有很多人想藉他丁忧而“夺情”(不去职)的一件事，造成轩然大波。其实，“夺情”是两位太后与神宗叫他如此，不许他因丁忧而沿例去职，要他留在任上办事。他自己未尝没有一再恳请去职“守制”。那时候，万历五年，他的改革的大事业刚刚作了一半；如果两位太后与神宗真让他走了，这大事业一定半途而废，明朝也决不会能够再撑上六十二年。反过来说，倘若在他死后，继起有人，像他一样地综核名实，替国家办事，明朝也不致于在六十二年以后便亡。 
 
 
  
九一、神宗
  神宗朱翊钧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享国最久，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有四十八个年头加一个月
  即位位之时，他仅有十岁，张居正去世之时，他已经是二十岁。在这十年之中，由于生母慈圣皇太后陈氏管教甚严，张居正大权独揽，司礼太监冯保又颇与太后及张居正合作，神宗除了读书以外，无所作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不好。
  张居正一死，继任的首辅(首席大学士)先后为张四维与申时行。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当权以后，把冯保赶去南京，也把张居正的亲信王篆、曾养吾二人挤走。申时行是苏州府长洲县(现已并入是县)人，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文章好，性情和顺，凭这两点，就很受张居正欣赏，被张居正提携进了内阁。于万历十一年四月接张四维的事，到十九年九月退休。
  君子外柔内刚，小人外刚内柔，申时行呢，是内外俱柔。万历一朝的政治之坏，此人的责任最大。第一，他把张居正的一套综核名实的办法，束之高阁。第二，他帮助神宗逃学，不反对神宗之“每遇讲期，多传免”，替神宗想出一个偷懒的办法，用进呈“讲章”(讲义)来代替讲授，在事实上永久停止了“讲筵”。第三，他帮助神宗拒谏，“令诸曹(各衙门的官吏)建言，各及所司职掌，听其长(官)执而献之”。第四，他又教了神宗，把不愿接受的奏疏，“留中”(留住宫中)，不批不发，置之不理。
  这时候，神宗久已成年，虽则还没有抽上鸦片，却已懂得纵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所信任的太监，是坏过冯保若干倍的张诚；所宠爱的女人，是极端自私的郑贵妃。有一位大理寺的评事，姓雒，名于仁，忠心保国，准备一死，在万历十七年冬天写了一篇大文章，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献给神宗。这一篇大文章，字数不多，而一字一泪，针针见血：“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此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十个漂亮的小宦官)以启倖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币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贵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绌不申，赐缳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
  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中，继续侃侃而谈：“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优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陛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神宗接到了雒于仁的这篇“酒色财气四箴”，不知如何是好，摆了十天，刚好是元旦，便在百官朝贺以后召见了申时行等人，口口声声声，说雒于仁冤枉了他，要把雒于仁严办。申时行建议，不必如此，因为传开来，老百姓一定会“信以为真”，最好是暂时置之不理，慢慢地叫大理寺卿把雒于仁赶走。果然，几天以后，雒于仁便称病请辞，被“斥为民”，了事。
  申时行的如此作风，对雒于仁而言，可谓“保全善类”；对神宗而言，可谓“不忠”。
  申时行以后的历任首辅，是许国、王家屏、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孛廷机、叶向高、方从哲，一共有九个人。
  许国主政，仅有半年。他私德颇好，为人倔强，和“言官”(御史和给事中)合不来，终于因力争册立太子，被神宗准许辞职，(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即未来的光宗，非郑贵妃所生，因此而迟迟未蒙册立。)
  王家屏主政，也只有半年。他入阁甚早(在万历十二年十二月)，中间丁忧了两年零三个月。当雒于仁几乎被神宗严办之时，他向神宗说：小官不会知道皇帝的饮食起居，规谏是我们辅弼大臣的事。“臣备位密匆，反缄默苟容，上亏圣明之誉，下陷庶僚蒙不测之威，臣罪打矣。尚可一日立于圣世哉!” 次年，万历十八年，他自己也向神宗明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在万历十九年九月升任首辅以后，他也和许国一样，再三请求册立太子。神宗骂他“希名”。他说：“名非臣所敢希。顾臣所希者，陛下为尧舜之主，臣为尧舜之臣，则名垂干载，没(死)有余荣。若徒犯颜触忌，抗争偾事，被谴罢归，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将使臣身处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乱莫匡，可谓不希名之臣矣，国家奚赖焉？使臣弃名不顾，逢迎为悦，阿谀取容，许敬宗李林甫之奸佞无不可为，九庙神灵必阴殛臣，岂特得罪于李献可诸臣已哉！”结果，神宗准他辞职。(李献可是礼科都给事中，在万历二十年正月因疏请“预教太子”，被斥为民。另有十人，因他而先后被贬被斥。)
  王家屏走了以后，赵志皋作了九个月首辅。次年(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王锡爵还朝，首辅的位置给王锡爵，直至万历二十二年五月王锡爵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