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

  杂剧出现在北宋时期，由唐代参军戏演变而来，但情节和人物都较参军戏复杂，其间也穿插一些插科打诨。角色通常有五个，即末泥、引戏、副净、副末、装孤。其构成有艳段、正本、杂扮三部分：正本是杂剧主体；艳段是正本演前的小段，也称焰段，意思是犹如火焰，易明易灭，相当简短；杂扮是正本演出后的小段，可取可舍，也可以单独表演。杂剧演出时有音乐伴奏，以锣鼓为节拍。开封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五日上演《目连救母》杂剧，广受市民欢迎。遗憾的是，宋杂剧没有元杂剧那样有完整的剧本留传后世。
  南戏也称戏文，南渡以后兴起于温州一带农村，故而也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以村坊小曲演唱，起初结构简单，出场人物较少。后来传到都城临安，大为盛行。在南杂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影响下逐渐完善，演出体制与杂剧大体相近，并与杂剧并驾齐驱，标志着中国戏剧由萌芽走向成熟。宋元之际，南戏受北杂剧南传的影响，开始形成南北曲兼用的体制，成为明代传奇的滥觞。《永乐大典》收有《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据说是目前仅存的宋代南戏作品。
  再次说杂技。当时杂技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狭义的杂技当时称为“踢弄”，广义的杂技还包括魔术、口技和马戏。
  踢弄因杂技往往不离踢和弄得名，踢的有瓶、磬、缸、钟等，弄的有碗、花钱、花棒鼓等，此外还有走索、踏跷、上竿、打筋斗、过门子、过圈子等，虽继承前代，但难度大增，惊险奇特。例如走索不仅行走索上，还在锁上担水和装神弄鬼；有的艺人还把走索与踢弄结合起来，让观众见了惊心动魄。
  魔术变幻无穷，大多离不开一个藏字，例如藏人、藏舟、藏剑等，吞刀、吐火、吃针、取眼也无非是藏，当是也叫做“藏去之术”。宋神宗时，有一人擅长藏舟，用数十人抬舟，转瞬之间大舟不见，观众莫不惊骇。南宋临安有个艺人，能演出杀人复活术，当场将人头切下，再把它装上。
  口技当时也叫做“百禽鸣”，因模仿飞禽走兽的鸣叫声而得名。宫廷的教坊乐人和民间艺人都有擅长口技的。他们模仿鸟叫，场内肃静，只听得百鸟在半空和鸣，犹如鸾凤翔集。
  宋代马戏，一方面有马术的特技表演，骑手在马上表演“立马”、“跳马”、“倒立”、“拖马”、“镫里藏身”等高难动作；另一方面，凡是经过训练的动物进行表演也都属于马戏，当时称为“教禽兽”，包括“教走兽”、“教飞禽”、“教虫蚁”、“教水族”等。
  教走兽有笨熊翻筋斗、懒驴跳柘枝舞、猴子演百戏、狮豹表演等。教飞禽有禽鸟认书、乌鸦下棋等。教虫蚁表演各种小巧新奇的节目，例如蚂蚁角胜，是调教黄黑两队蚂蚁，大者为将领，插旗为号，能对垒交战，偃旗归穴。教水族有鱼跳刀门、乌龟叠塔和七宝之戏等。七宝之戏是艺人一边手敲铜锣，一边呼唤动物的名称，桶内鱼、蟹等七种水族应声出来，头戴面具，边游边舞，令观众趣味横生。
  最后说武术。当时城市里有商业性的武术艺人社团，例如南宋临安的射弓踏弩社、川弩射弓社等等。拳术往往以套路形式出现，器械武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南宋已有十八般武艺的说法。不少的武术表演与舞蹈相结合，称为“诸军百戏”。
  在瓦子勾栏或空地露台献演的各种武艺中，最受欢迎的是相扑。相扑也称角抵或争交，民间相扑手为谋生所作的表演，开场往往有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招徕观众，然后正式表演。女相扑手的表演一再遭到以礼法为理由的反对，但直到南宋后期依旧盛行。
  值得注意的是，辽金两朝的市民文化也相当繁荣。辽朝宫廷已有杂剧演出，民间当亦如此。金朝灭宋，将开封的杂剧、说话、小说、影戏、嘌唱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迁往北方，这些文艺样式也在金朝广为流行。
  金朝说书人张仲轲擅长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大为走红。金代演员居所称行院，故而杂剧也称院本，即行院之本的意思。山西侯马出土有金代砖雕戏台模型，设施完善，角色齐全，栩栩如生的反映了北方杂剧繁盛的情景。传世仅见的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倒都是金章宗时代的作品。正是在金院本与诸宫调的基础上，才繁衍出盛极一时的元杂剧。
  细说宋朝84：“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理宗即位以后，先朝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与贾涉的女儿都入选后宫。谢道清端重有福而容貌平常，贾氏则姿色殊绝。理宗有意立贾氏为皇后，但宁宗杨皇后却主张立谢氏，理宗只得遵命，委屈贾氏做了贵妃，但对她专宠有加。贾贵妃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因裙带关系而一路青云，在淳祐七年（1247年）贾贵妃去世时，做上了荆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二十几岁就成了制帅。
  贾贵妃去世，理宗不可一日无美色，阎贵妃又以姿色得宠。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更化的力度从端平递减到淳祐，已成强弩之末，而嗜欲好色的劲儿却明显看涨。他开始动用国库为爱妃建造功德寺，居然超过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规模，比灵隐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叫它“赛灵隐寺”。
  淳祐末年，后宫有夫人名号者多达一千人，理宗对她们赏赐无度，完全忘却了不久前颁布的节用诏令。他的兴趣还广泛到深宫之外的烟花歌女，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把临安城内色艺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召入深宫共度元宵，赏赐十分丰厚，捧红了这个角儿。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理宗让人传言给他不要扩散，生怕狎妓坏了自个儿形象。
  理宗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与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恃宠干政，与她在内廷相互奥援的有宦官董宋臣。董宋臣是理宗贴身内侍，以逢迎讨好而深得理宗的赏识与信任。人们把宋理宗、阎贵妃与董宋臣同唐明皇、杨贵妃与高力士相提并论。理宗还自我宽慰道：“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董宋臣得宠后，就揽权纳贿，无恶不作，人们称他“董阎罗”。史书描写其专横气焰道：“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
  董宋臣用事内廷，在外朝与他表里为奸浊乱朝政的则是丁大全。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见其长得标致，就夺媳为妻。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却因攀附迎合阎贵妃与董宋臣而得到理宗的青睐。宝祐三年，他任右司谏，一无谏劾，被人称为一条不叫的狗。
  董槐为相，自以为是人主亲自拔擢，只要立国安民，就敢说敢为，招致了这批佞幸的忌恨。次年，丁大全升为侍御史，他进一步意望执政，派门客去与董槐套近乎，遭到严辞拒绝，就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董槐将这事报告理宗，以为丁大全奸佞不可用，理宗反认为董槐多疑。董槐以为忠奸不能并事人主，称病辞职。
  这时，丁大全居然私用御史台牒，夜半调兵百余名，手持利刃，包围董槐府第，裹胁他出临安城，弃置呼啸而散去。董槐入城才收到罢相诏旨。丁大全率兵迫逐宰相，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朝野震惊，他却志满意得，不可一世。
  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和陈宗伏阙上书论丁大全专擅，他指使爪牙弹劾这六人。理宗竟不顾舆论，将这批学生削去学籍，编管远州，还下诏立碑太学、宗学和武学，禁止学生妄论国事。世人把这六人称为“宝祐六君子”，以区别于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六君子”。
  当年十一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他又侵逼右相程元凤以天灾引咎辞位，自己当上了右相。有一次宫廷内宴，一杂剧艺人打锣不停，另一艺人说：“你为什么老叮叮咚咚敲个不停？”前人答道：“现在的事都是丁董，教我怎么不叮咚？”辛辣讽刺了丁、董专擅朝政的行径。
  宝祐四年，与丁大全同时拜为执政的还有马天骥。理宗唯一的爱女出嫁时，马天骥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厚礼，大得理宗的欢心，当上了同签书枢密院事。
  就在这四人帮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阎马是“檐马”的谐音，乃当时华屋下悬挂的铃铛，一有风吹，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的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宝祐五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阎贵妃在景定元年病死。惟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閤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