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
  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到这地步，已经踌躇满志，又替儿子娶了出身高门的媳妇，他只将自己不是出身士族引为憾事，便向武帝讨个“士大夫”的身份。武帝说：“这归江敩、谢瀹决定，我不好作主，你自己去见他们好了。”纪僧真以为奉旨而去，一定能够如愿。不料到了江家，他刚坐下，江敩便命左右移座。纪僧真见了这等模样，口也不敢开，垂头丧气而退。他回宫对齐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说什么，臣下都必须照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别。他可以任命一个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变他庶族的身份。
  写到这里，笔者想腾出笔来，对几个名词先作一番解释，以免有时会发生误解。
  士族一词中的士，原义是从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时，已经只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不包括野人（亦称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国”、“野”的区别，都城及其邻近地区为“国”，四郊以外的地区叫“野”。国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别，前者是统治者的自己人，后者的身份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资格当兵。春秋中叶以后，国野的区别逐渐消泯）。士是农民，也是战士，也可以被推选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野人原来称庶人，以后庶人逐渐成为平民的同义词。《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春秋后期已经这样用了。
  士、庶两字，由来已久，但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士族和庶族，含义却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简括地说，就是把地主阶级的上层叫士族，下层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层之分又不以官职、财产为准，而依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为准。上文提到的“士大夫”，这与后世的用法有别，只指士族成员而言（士大夫原义为官吏，见《周礼·考工记序》，也与后世不尽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门、势族，但是高门和势族两个名词，后世也用来指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家。还有望族一词，历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两晋南北朝时，这是要受评定才能被公认的。
  素族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它本指门第较低的士族；同时，又有素为世族的意思，王俭死后，宋武帝要依晋王导的先例，谥为文献。王晏反对，说：“自宋以来，此谥不加素族。”王俭是琅邪王氏的成员，门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临沂王氏）把他称为素族，即与通常说的素族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寒门、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词，都指门第低微的人。
  讲到这里，可以回过头来讲士庶之别是怎么产生的了。这要从东汉说起。东汉时，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发展，“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势力日益见大。如汝南汝阳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门阀特权自然也决定了官吏的选举。曹丕于受禅前夕，采用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设中正，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评定士人，依其德才选拔录用。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以，再低对仕进的影响就极严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当地的门阀势力，所以到了西晋初年、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见太康五年，２８４年，刘毅请废九品中正制疏）。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对门阀势力起了巩固和维护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别最严，就是因九品中正制发挥得最为充分。
  分别贵贱、士庶，必须稽考谱牒，否则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谱学成为当时的显学。由于家世与荣辱关系太密切，就难免有人要有意作伪。齐梁帝室自称系出西汉萧何，逐代官位、名讳，都开列得明明白白，陈武帝也自称系出汉陈寔之后，这伪造的痕迹都极明显。梁武帝指出，谱牒常有错误，“冒袭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然而有谱可稽，至少可以避免大量的假冒，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东晋南朝，甲族（高级士族）初入仕途，便可以做秘书郎或著作郎。琅邪临沂王氏过江以后，没有做郎官的。梁王筠初仕尚书郎，有人以为破了例，劝他拒绝不做。他倒很豁达，说：“陆平原（陆机做过平原内史）东南之秀，王文度（文度，晋王坦之的字。坦之，太原晋阳人）独步江东，他们都做过这官，我能够比踪昔人，又有什么值得引以为憾的呢！”
  当时风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业，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刘宋的陈显达，在宋、齐从幢主（幢，本义为旗帜，此为军队建制单位。幢主，低级军官）做到方面大员。他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意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的官，尔等切勿以富贵骄人！”又说：“麈尾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要学他们拿这种东西！”刘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则和王俭同拜开府。王俭对褚渊说：“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时人尊重老庄，轻蔑商鞅、韩非，所以王俭有此说法。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并不生气，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吏，现在能同王卫军（卫将军，官名）同拜三公，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从这些事例可知，当时人把门第高下视为理所当然。
  高门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尽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读者只要翻本书东晋南朝部分，便可以知道，琅邪临沂王氏除王导、王敦、王彪之等几人外，梁国阳夏谢氏除谢安、谢玄等外，其余各人在事功方面几乎都无所建树。有些大名士徒有虚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偾事，殷浩、谢万是两个典型人物。不仅此也，高门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啸自高，把国家大事当作俗务，不肯认真办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上面列举的王、谢两氏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晋时的人，面在宋、齐、梁、陈四朝，一个也举不出，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执掌机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说：“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又说：“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这实在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赵氏认为这种人“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则未免过于侧重其中几个著名的奸臣，如陈末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其实寒人中不乏贤良之士，这是不待细说的。赵氏同书第十二卷《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列举了“立功立事为国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误列，如晋顾荣，顾、陆为江东士族之首，绝非寒人），说明东晋南朝所赖以“御武戡乱’的，主要是寒人。这两条也充分说明寒人在政治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不涉世务而坐享其成的高级士族阶层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身经亡国之痛的颜之推讲这个问题最是透彻。他原籍琅邪临沂，生于江陵，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江陵陷落即成为俘囚，后来逃往北齐，曾任黄门侍郎等官，去世时已在隋朝初年。他是个历尽风波的人士，加以才识优长，对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其言论见于所著《颜氏家训》。书中的《涉务》、《勉学》两篇讲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丧乱时的惨状，极具体也极沉痛。
  他说：梁朝的贵游子弟，大多不学无术，凭着身份，便可做官，民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书郎）。他们喜欢打扮化妆，“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他们穿戴宽衣、博带、大冠，进出靠车辆代步，下地进门要人搀扶，甚至不会骑马。有人见一匹劣马嘶叫，就吓得说：“那是老虎，怎么叫做马！”有个尚书郎骑马，竟有人提出弹劾。很多看起来像个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赋诗，都要找人代笔。
  梁末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这些士大夫顿时陷入了绝境。他们本来连路也走不动，至此却或被驱迫做苦工，或作俘虏跋涉长途，死亡的不知凡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