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那些在西魏做奴仆的人，如果以前读过《论语》、《孝经》，主家还往往让他们教子弟读书，至于那些“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以“勉学”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学问，遇有危难，才能自立。
  当然，在南朝高级士族中，在北方处境优裕的也不在少数，如颜之推、庚信官都做得不小；江总在陈亡之后，也依旧有官可做，然就整个阶层而言，它已是没落的了。
  上文没有讲到北方的士族，因为他们的情况与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并没有受国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３０７～３１３年）丧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数族领袖的暴力统治下，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呢？
  “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他们是南迁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则在故土坚持，不曾迁走。这只要翻一翻各史列传所收人物，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五胡各国，有官可做就做，有的还很受重视，但往往别有滋味在心头。举几个例子。卢志是晋成都王颖的心腹。永嘉时洛阳陷落，他北投刘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儿子卢堪跟着父亲，被汉刘粲俘获留用，也曾历仕前、后赵，但心里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孙卢玄在北魏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与博陵崔绰等同被起用。其时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劝崔浩不要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崔浩不听，后果然以国史问题遇害。卢玄本来隐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礼发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顾虑重重，他对北魏朝廷显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与婚姻。教育包括经学和礼法。陈寅恪先生谓此时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这确是不易之论。否则，在学校兴废无常，且兴亦多限于国都的十六国时期，士族怎能绵延不绝，到神麚四年竟有多至数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国家征用呢！
  崔浩之死（见第三十三篇）对士族势力是个打击，但是影响并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祸的以崔浩的同宗为限，其中崔颐、崔模又以一向与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亲为限。卢玄是崔浩的姻亲（崔浩是卢玄的舅父），出事时卢玄已故。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度世是嫡妻所生，应当连坐，其余庶出四子都不受牵累。度世得讯后就弃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为已经逃往南朝，后从刘宋使者口中，知其并未南逃，就下诏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就结束流亡生涯，回朝为官，其事前后不过一年而已。由此看来，这个事件像个风暴，虽有损害，过去以后便完了。
  崔浩事件发生在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下距孝文帝定氏族凡四十六年。定氏族的具体内容，已见第三十八篇《魏孝文帝改革旧俗》，这里不再重述。
  太和定氏族的影响十分深远。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确认，比过去有所加强。孝文帝使六个兄弟娶大族之女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乐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来盛行族际联姻，皇后就颇多汉人，此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更加频繁，鲜卑贵族改汉姓后，两个民族间的共性更日益增强。
  这种流风余韵，到唐朝还没有完全泯灭。《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录柳芳论氏族之论甚详。他说，晋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他又说：“今（指唐时）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他认为这是不经之谈，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柳芳列举的各方大姓，可以认为是到太和定氏族为止的情况。从此至陈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后共一百余年。在此百年之间，各方大姓有何变化呢？我想为他们作一小结。
  １、随着南朝的衰落灭亡，侨姓、吴姓都失却了昔日的威风。“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变化。宋、齐、梁、陈四书所收王、谢二氏人物，逐朝递减，说明这两个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后，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两个没落的家族了。吴姓中的顾、陆两氏，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名人辈出，号为望族，然而他们都分别是以官宦、财产、学术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阶层。
  ２、中原和关中的郡姓保持兴旺发达的趋势。隋朝帝室出自弘农杨氏，唐朝帝室出自赵郡李氏。从北魏后期，中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崔、卢、李、郑、裴、韦、柳、杨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
  ３、“虏姓”是个带侮辱性的词，北朝鲜卑人自己是不会用的。元氏因亡国受的打击很大。其余各姓在这百年左右的期间都很兴旺，到了唐朝，更与汉人融为一体，不知其本为另一民族了。
  ４、南朝士族日益变得腐朽无能，已见上文。国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颜氏家训·涉务篇》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辩护，就持此论调。庶族对上族的特殊地位，本来视为理所当然，虽有不满，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随着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难以维持。前举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齐两代的事情，而梁、陈未见，其中消息，可以想见。
  ５、唐初士族地位特殊，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贞观十二年（６３８年），高士廉等编《氏族志》成书，以崔民斡为第一，这是旧有成见所使然。后太宗命改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斡第三，从此身份标准就以现实政治地位为首选，原有观念日益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残余了。 
 
 
  
五七  南北朝的文艺学术
  南朝文学，成就很高，诗、赋、文尤为可观。现依时间顺序，介绍一些重要的作者及其成就。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年）。他以山水诗见长，生活在晋宋之际，与陶渊明几乎是同时代人，昔人也常以“陶谢”并称。他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名将谢玄的孙子，晋末袭封康乐县公，世称谢康乐。他所处的时期，正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之际，所作山水诗、山水画、写景文都很出色；之所以如此，这固然“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紊乱腐朽的市朝政治生活的逃避，也反映了文艺在颓废时期对形式技巧的追求。”（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但也与中原士大夫被灵秀的江南山水景色所吸引有关。晋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见《世说新语·言语》）就是一个明证。
  谢灵运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因“非毁朝政”，出任永嘉太守，于是就在这里尽情游览；去官以后，即隐居会稽。他曾带几百人，从始宁（今嵊州北）出发，伐木开山，直抵临海，当地人竟把他当作山贼。他最后以“谋反”罪被杀。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都清新可喜。谢氏山水诗，以写永嘉（温州）、桐庐、富阳一带景色者最多，诗学大师黄节先生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为之作注。
  谢灵运的族弟惠连，诗赋都有声名。颜延之字延年，诗与灵运齐名，但论者多谓不及灵运。
  比谢灵运稍晚的诗人，以鲍照（约４１４～４６６年）最为杰出。他字明远，东海（今山东苍山南）人，曾任荆州刺史刘子顼的前军参军，人称鲍参军。刘子顼拥护晋安王刘子勋，与朝廷对抗。事败，鲍照为乱兵所杀。唐杜甫《春日忆李白》有句云：“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即是说李白的诗兼有庚信、鲍照的长处，故“俊逸”二字也高度概括了鲍照诗的风格。
  现代人不大会去读鲍诗了，所以笔者也不想多说，但是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两篇文章却实在是好，不可不讲。宋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相忌。刘诞据广陵（今江苏扬州）抗命，事败后，孝武帝迁怒百姓，下令屠城。《芜城赋》即为此事而作。他先极写广陵人口之多，财赋之盛，城池之雄壮，然后笔锋一转，写这一切皆化为乌有，终而慨叹道：“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沉痛之至。
  斌的体裁实介于诗和文之间。《登大雷岸与妹书》则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情景交融的美文，写江行时的心情与所见的景色，一向为人传诵。他的妹子名令晖，也是一代才女。
  讲刘宋时的文学，最不可忽略，也最容易为现代人接受者，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年）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这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任诞等三十六类，记载汉末魏晋时人的轶事佳话；晋人言语，向称“简约玄澹，尔雅有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