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它们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们都不是文学作品，但是都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郦道元（４６６或４７２～５２７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他做关右大使时被萧宝寅所杀，事迹入《魏书·酷吏传》。他为传为汉桑钦所作的《水经》作注，注超过正文二十倍，是一部地理学的名著。他对每一条河，都详述故实逸闻，其文笔长于写景，因而为历代文人所盛赞。巫峡一则，语文课本选的很多。现在摘录“渐江水（浙江）”注一小段如下，以见一斑。
  （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
  杨炫之，一作姓羊，又作姓阳，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北）人，曾任秘书监等官。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年），因事途经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惨状（高欢毁洛阳，事见第四十四篇），黯然神伤。他从此下定决心，收拾遗闻，著成此书，以寄托兴亡盛衰之感。全书以“伽蓝”（梵语寺院）为纲，凡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佚事、传说，均系于寺院之下，资料丰富，可补史传之缺，而文词优美，又具有艺术价值。试录城南景明寺条的一小段如下：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信徒……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一派繁盛热闹的场面跃然纸上，写得何等生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笔者在第五十一篇和五十六篇中都提过。他痛斥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公卿的恶劣风气，表现出一个在乱世中不肯随风逐浪的大丈夫的凛然正气（原文见《家训》卷一《教子第二》）。但是希望能够教书以免苦役，又表现出在乱世中无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的“弱点”（笔者写了这两个字，又不满意，因为有几个人能避免这个弱点呢）。
  《家训》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朴质，比较容易读。
  关于北朝文学，还有两者应该提到。
  一是北方民歌。“救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唱出了游牧民族生活的风趣，也描绘出优良的生态环境，使人心向往之。
  二是《周书·宇文护传》收录的宇文护母子的信件。东西魏分裂时，宇文氏的一部分家属在晋阳被扣，成为高氏的奴隶。后来，北齐想与北周议和，愿意遣返宇文护的老母阎氏，使人为阎写信给宇文护。宇文护看了，非常悲痛，也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老母竟得西回长安。这两封纯是家信，写得情真意挚，许多地方近似口语，现在摘录阎氏信一部分如下：
  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并乘骡同去。……今又寄汝小时所著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
  ……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
  钱基博先生激赏这两封信，赞道：“一味情真，宇字滴泪，而精神恺恻，为北朝第一篇文字，足与李密《陈情表》并垂千古。”（见所著《中国文学史》上册）这是极恰当的评价。
  讲了文学以后，接着再讲史学。
  “二十四史”中，成书于南北朝的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四部。此外，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补救了原书太简略的缺点；成于唐初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都以当时人的著作为基础，增补而成。故如包括这些，那就有九部之多。
  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年）字世期，闻喜（今属山西）人，历仕晋、宋。他作的《三国志注》，以材料宏富为特色。有人认为他收的本来是陈寿弃而不用的，这未免持论太苛。当然，有些材料，明显是不可信的，如《诸葛亮传》所收“郭冲三事”的空城计事，即后来演义所本。从史学角度讲，不必收录，但因尺度较宽，收录下来就保存了许多资料，这却不能不说是裴氏的功绩。他的儿子裴骃，字龙驹，著《史记集解》，流行至今，也于史学有功。
  范哗（３９８～４４６年）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浙川南）人，以阴谋迎立刘义康为帝，下狱而死。他删各家《后汉书》成一家之言。后人把晋司马彪（司马懿的侄孙）《续汉书》各志与范书合刻，遂成为后人所见的《后汉书》。范书于体例有所创新，如为“党锢”诸人作传。范氏的文辞也有可观，古文学家尤称道其论赞之作。
  《宋书》是沈约（４４１～５１３年）所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见上文。他自宋入梁，著《宋书》是写“现代史”。当时已有好几部关于刘宋的史书，这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没有写《食货志》，但是在孔灵符、羊玄保（附羊希）传内对经济情况有所反映，可以稍补缺憾。他收录奏疏及杨伟、何承天、祖冲之所修历法原文等，有功于保存文献。第一百卷的《自序》，历叙吴兴沈氏家世（沈约为沈林子之孙），所以沈田子、沈林子等都不入列传。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二十四史”中仅见的两篇作者自序（自序即自传）。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４８９～５７年）是南齐宗室。他在梁朝撰《南齐书》，也是写“现代史”。《梁书》和《陈书》的作者都由唐姚思廉署名，其实草创者是他的父亲姚察（５３３～６０６年）。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历仕梁、陈、隋三朝，从梁朝时领史职起，没有脱离过修史的工作，隋朝政府因而命他编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把他没有完成的工作接下来，撰成《梁书》、《陈书》。
  《北齐书》的编撰情况，与梁、陈二史相似。署名作者李百药，他是以父亲李德林（５３１～５９１年）的旧稿为基础的。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朝，他写的自然也是“现代史”。
  讲北朝史学，有两点遗憾。一是崔浩修的《国史》被毁掉，这部书一定保存了拓跋氏早年的许多实况。另一是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不幸佚失，今本是明人托名所撰。
  北朝史学的主要成就是一部《魏书》。作者魏收（５０７～５７２年）字伯起，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是北魏有名的才士。前人说他因个人恩怨，褒贬不从其实，所作实为“秽史”。这种评论未免太苛。如果确有其事，也只会影响少数列传，不能据以否定全书价值。这部书材料丰富，文字畅达。为“释老”立志，是一个特色。《序纪》收录石室祝文，现在已被考古发现证实。笔者在第三十三篇说过，他把崔浩得罪的原因，分别写在几篇传里，应该是写本朝史时的苦心安排。我们应该承认，魏收撰史，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是用了气力的。至于“秽史”之称，至少是证据不足，难以成为定论。
  艺术方面，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山水画的兴起。南朝宗炳、萧贲、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等都善画山水。宗炳（３７５～４４３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他酷爱游览，足迹遍历巫峡、匡庐、衡岳等地。晚年住在江陵，画所历山水，卧而观之，号为“卧游”。但是陆探微与张僧繇及晋顾恺之号为绘画史上的“六朝三杰”，而不以山水见长，可见这时还不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
  二是石窟艺术的兴盛。随着佛教的盛行，信徒们凿石窟，雕佛像，作壁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甘肃敦煌石窟约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３６６年），天水麦积山石窟约始凿于后秦时（３８４～４１７年），临夏永靖炳灵寺石窟最早纪年为西秦建弘元年（４２０年）。举此数例，可知在公元４、５世纪中盛行开凿石窟的风气。敦煌壁画以唐代作品最为精美，然北魏时的佛本生故事画，如萨棰以身饲虎，突出舍己救人的思想；降魔变画释迦成道前与魔王斗法，都已经非常精彩。
  北魏后主在内地开凿的云冈、龙门两石窟，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石雕佛像气魄雄伟，云冈大佛最高的为第五窟的坐佛，高达十七米，小的只有几厘米，都各具精彩。
  最后，讲讲南北朝的学术。
  南北朝时，在民间讲授经学的人，时有所闻。隐士顾欢，宋时在天台山讲学，徒众常有百人。南齐刘瓛博通“五经”，徒众常有数十人。梁贺瑒在乡里讲学，四方受业的竟有气千多人。北方学风也不逊色。高允还家教授，受业的有一千多人。华阴人徐遵明（４７５～５２９年）是魏末大儒，讲学二十余年，北齐经学诸生多出于他的门下。
  黄老、老庄之学也传授不绝。前引《文心雕龙》“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话，后半完全正确，前半则未必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