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此书所录言语，颇能传其神韵，当与当日的语言相去不远。许多著名轶事，如嵇康临刑奏广陵散曲、王羲之坦腹东床等都见于此书。鲁迅说读此书可见“晋人清谈之状”（见《开给许世瑛的书单》，收在《集外集拾遗附录二》内）。鲁迅难得推荐古书，这份书单列书十二种，《世说新语》与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均在其内，故其价值可见。
  南齐沈约、谢眺等竟陵八友，已见前篇，现在只就沈、谢等的文学成就，稍作补充。沈约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之制韵，用于诗文，号永明体。然沈约又提倡平易，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见《颜氏家训·文章》），其说是。他著有《晋书》、《宋书》等，《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即他所撰，另见本篇史学部分。沈约的诗清旷婉秀，所作山水诗秀丽疏朗，不像谢灵运常杂以哲理，容易被读者赏识。论者说他“开（唐）王维蹊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是讲得对的。
  谢眺（４６４～４９９年）的诗名比沈约大。他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因曾任宣城太守，后人称为谢宣城。他与谢灵运称“二谢”，也因卷入政争被杀。他善写山水诗，清丽工巧而不失劲挺之致。沈约对他推崇备至，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李白对他“一生低首”，用心向他学习。
  沈约死时，已在梁武帝天监十二年（５１３年），正当“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早期。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承平时期，也是诗人、文士空前活跃的时期。笔者在前面有关各篇中，已经提到过梁武帝父子，包括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长于诗文。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昭明太子萧统（５０１～５３１年）。他字德施，小字维摩。他编纂的《文选》，收历代诗文辞赋七百多篇，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本。文选怎么也收诗？原来，当时习称有韵者为“文”，无韵者叫“笔”（见《文心雕龙·总术参）。萧统自称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即专收文采华美的作品。后人把它看作治词章之学的必读书。唐杜甫勉励儿子，就要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在梁朝众多的才士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吴均（４６９～５２０年）。他字叔库，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因曾任奉朝请（有参加朝会资格的人员，闲散无实职），人称吴朝请。他的诗文极清拔，号为“吴均体”，文章尤佳。《与宋元思书》仅一百四十四字，不妨全录如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猨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富春江的山水宛如仙境，吴均这篇文章正好配得上山水的景色，清幽绝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写出来的。古人许多写景文很少比得上它的。
  以《与陈伯之书》（参见第四十一篇）著名的丘迟（４６４～５０８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远处北国的人，确实很能引起他的乡思，所以有充分的感染作用。他也有诗名。
  梁朝文学家，名气最大的当推江淹（４４４～５０５年）。他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他年轻时才思敏捷，后来减退。相传他梦见一人，自称晋郭璞，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可以见还。”他就从怀中拿出一支五色笔，还给此人，此后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好诗。
  江淹最有名的作品是《恨》、《别》二赋。《恨赋》先总提世间多有抱恨而死的，然后列举帝王（包括成者和败者）、列侯、名将、美人、才人、高士、孤臣、孽子的恨事。而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作结。《别赋》也先提“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然后列举各色各样人的离别之苦。两赋状景写物，抒情感怀，无不丝丝入扣，极文笔之妙。
  何逊也是梁朝有名的诗人。他字仲言，东海郑县（今山东郊城北）人。他的诗很受范云、沈约的推重，与陈朝的阴铿并称“阴何”。唐杜甫自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又称赞李白的诗可与阴铿所作媲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由此可见唐人是把他们评价得很高的。阴铿字子坚，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历仕梁陈，曾任员外散骑侍郎等官。
  庚信（５１３～５８１年）字子山，小名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与父亲庚肩吾都有文名。侯景乱时，他逃往江陵。后奉梁元帝命，出使西魏，被魏人扣留。北周时官至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他常被称为北周人，其实他的内心很痛苦，对梁朝的灭亡和江南人士（包括统治阶级和一般百姓）所遭受的灾难，耿耿于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苦难玉成了庚子山，否则怎么会有《哀江南赋》这样的名作呢！他若处于承平之世，至多仅以文辞瑰丽见称而已。杜甫诗多次称道庚信，而《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的“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句，最能抉出庚信的精神，原因实在于同遭乱世，作品同样“穷而后工”，所以领会得最深切。
  庚信善作碑版之文，然为北朝贵人所作，不过谀墓而已，独为被俘的陈将吴明彻所作，死者与执笔者同有英雄失意的遭遇，慷慨悲歌，特具精彩。
  徐陵（５０７～５８３年）与庚信并称“徐庚”，其实除文辞瑰丽这一点外，两人很不相同。他字孝穆，东海郯县人。侯景叛乱前夕，他奉使北齐，被扣达七年之久，因此没有亲历台城、江陵陷落之苦，后随萧渊明回建康（事见第五十篇）。家口先由长子徐俭携同避往江陵；江陵陷落后，没有被掳，仍回建康。他可说是个在大乱中幸得瓦全的人。他在陈朝历官尚书左仆射等高官，过上二十七年安富尊荣的生活，号为一代文宗。他的作品未尝没有感慨兴亡之作，然而绝无庚信那样的悲凉愤激之辞。他编有《玉台新咏》，收录的多系有关爱情的诗歌，正好补了萧统《文选》的缺陷（萧统连陶潜的《闲情斌》都不收，而且认为是渊明的“白璧微瑕”），因此是有贡献的。他写的《玉台新咏序》是一篇名文，形式为声偶兼到之作，内容则专讲名媛淑姬，好是好的，但是总不能与发抒兴亡之感的《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吧！
  陈朝的文学是很发达的，陈后主叔宝本人就是个诗人。虽则他的行为可议（见第五十四篇），诗文是写得好的。
  讲南朝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绝不能忘掉两部文学批评的名著，即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刘斜（约肠５一约５３２年）字彦和，东莞莒（今属山东）人，早年孤贫，依佛教学者僧祐而居，因而深通佛典。后来做过梁朝的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晚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慧地。《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的专著。六朝是骈文形成并盛行的时代，刘勰尽管写的是理论文章，但用的却是骈体。古文本来难译，骈文自然更难译。即使译得都对，可读起来往往一点味道也没有。但张光年先生用白话拼体译《文心雕龙》，能够保持原著风味，所以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本子。
  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约子公元５１８年去世。依年代顺序，他比刘勰早，但《诗品》的价值不如《文心雕龙》，所以放在后而讲。
  钟嵘把自汉至梁的一百多个诗人（有姓名的一百二十四人，另加不知姓名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人都有评语。他对于过多地使用典故等流弊，颇有讥议。但陶潜、鲍照、谢眺列为中品，曹操更屈居下品；反之，刘祯、王粲，陆机、潘岳等都在上品之列，就未免失当。然而，其评陶潜云：“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长语意为冗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则又推崇备至，无一字讥评。此书有陈延杰先生注本，注释详明，并附有诗选，甚便读者。
  接着，再讲北朝文学。
  西晋以后，北方的文学在许多年间，寂然无闻。是没有人才呢？还是有人才而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而一种情况。丧乱流离的现实，理应产生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力作，然而未有闻也。这一定是艰难的时世使作品的保存与流传，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情形，在北魏统一以后，仍然没有多大改变。笔者在第三十三篇中讲过，崔宏写过一首抒发遭逢世乱的感慨的诗，秘不示人，因儿子崔浩得罪，抄家时才被人发见。我们看了这件史事，就可以知道北朝诗文流传极少的秘密了。
  从崔宏、崔浩以后，北方文学渐盛，然而史籍所载文士，如温子昇、邢劭、魏收等，多以撰写政府文件擅名（魏收为史家，详后），与南朝文人辈出，情形不大相像。至于北朝文学的精华所在，实在于三部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