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金宋

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二千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在《金史》中，南宋初年五次军事大捷，只提到一次和尚原之战，其余不着一字[2]。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看起来金兵的损失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这次北伐岳家军最多5万战士，人数上并不多，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战马补充[3]，并且随着战线的推进，呈现出孤军深入的态势。后人将当时态势描绘为金军狼狈败奔，甚至燕京恐慌、女真人准备北撤回老家，似乎岳飞只要在房门上踹一脚，整个金朝统治都会立刻垮塌下来。这实在是过于低估了金军的战斗力，当时如果岳家军不回撤，继续挺进河北，结局很可能不是“解放全中国”，而是疲兵惨败。邓广铭《岳飞传》说：“若以为根本不需要别路友军的配合，仅凭岳家军即可抗击从河北和山东发来的几路南侵金军，却完全是不恰当的。……及至张俊的部队从亳州撤退之后，金军并力来打击岳家军时，在郾城和颍昌府的几次战役当中，岳家军虽然还勉强获胜，不曾落得失败的下场，而用战略眼光来估量这场战争，却已注定是必败之局了。”
这一战事可与1883年中法战争齐观。现在的官方史学承绪当年的主战派言论，指责当时清政府在冯子材镇南关取胜的情况下与法国议和，丧权辱国。实际上当时清军攻势已衰，如不趁势议和，必将反胜为败。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云：“惟李（鸿章）明大势，识时务，只求先敷衍下台，徐图将来办法，他人则坚欲与法立决胜负，结果遂不可问。李之所以高人一筹者，即在此也。”
1136年，岳飞出兵豫西，宋高宗在得到克复克卢氏县喜报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兵家不虑胜，唯虑败耳。”——这被一些史家评为怯懦无能的表现[4]，但当时岳飞此次攻陕洛，发现这片土地经过十年战争，土地荒芜，无法补充粮草，宋军中已经出现士兵因饥饿而成逃兵，可见战线已拉得太长，被迫回撤。当时宋军后勤供应无法支持他作长距离进攻。金军主力是重装甲骑兵，签发的汉人兵丁，才编制为步兵。主力核心大约6万[5]，但在冷兵器时代，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很难抵挡一支重装甲骑兵，好比现代步兵也难以与坦克对阵一样。北宋与辽缠斗百年而不能胜，但辽基干骑兵也仅5万（全国10万），而金军灭辽、北宋均势如破竹，可见其战斗力之顽强。1130年秋，宋将张浚以战士20万，马7万匹投入富平之战，自谓可攻到幽燕，结果大败于金军。岳家军主力比当时张浚部战斗力要强，但于此也可以想象：十年来几乎每战皆败，南宋朝廷必不敢轻信岳飞就能一定胜利。
汉人出于民族感情，往往忘记岳家军是在与优势敌人作战。南宋初年，大量宋将投靠金军或伪齐（如悍将李成、郦琼等），他们的人品固不值一提，但这种时刻的投机者往往体现着双方力量的对比——因为投机者总是最注意观察这点，并出于利己的目的投靠较强的一方。当时“反正”的伪将并不多，于此也可看出当时人对金宋军力的大致看法。
2历史上的岳家军
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重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东晋淝水之战能遏止北方南侵，但也无力北进。后人常视宋高宗欲守淮河一线为怯懦，但问题在于：如果战线向北推进，则凭何处天险为界？后人叙史，往往有一种感觉：当时南宋处于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一定能赢，然而此时南宋国势未稳，冒然挺进，更有可能招致灭亡。
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趁胜越过三八线后就发现战线过长的弱点，最终收缩回来才守住，这是同样的原理。
岳家军的财政来源
岳家军在南宋初年是政府军四大主力之一，但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却更类似于东晋时流民组成的军队。岳飞作为一个前朝的低级军官，率领这支小型武装，转战南北，吞并其他部队并收编贼寇、农民起义军等，最终依靠军纪才编定成这样一支军队。
王朝崩溃时，各地为求自保，往往会自发成立地方武装，迫不得已担负起维持秩序的任务，如罗马帝国末期和东汉末年均是。但这些向私人效忠的地方武装反过来又会妨碍帝国的统一，常常变成一片混战的局面。东晋初年由北方流亡南下的流民帅就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雄踞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亦无军纪，有的还要靠打家劫舍，拦截行旅以筹给养，连祖逖所部也是这样”（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因此朝廷十分提防流民帅，惟恐其恃功反噬；而流民帅则最怕被夺兵权。
南宋初年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乱世。1128年，宋高宗下诏解散勤王兵，认为“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1130年，南宋宰相范宗尹向宋高宗建议：盘踞在江淮间的游寇，政府既无力制服，不如面对现实，承认他们已造成的这种藩镇割据局面，并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正式委派他们为地区军事首脑，负责地方治安。军区设镇抚使负责两个以上府州县的防务，兼管民政和财政，但权力又有限。
乱世中军事首脑兼管财政，是割据的主因，但当时南宋朝廷无力，唯一的办法仅是在划分时将各人负责范围划得尽可能小一些，以防止其势力过强而无力制衡。岳飞所部因战斗力强，在南宋初年上升极快，可以设想，朝廷的中心考虑是如何利用其战斗力，而不致其坐大难制。
打仗是最花钱的事，岳家军每到一地，首要问题也是需索军饷和犒赏。1129年岳飞移军到广德军的钟村，本是因为到那里后就可“资粮于官”，可以使部队不再专靠劫掠来维持生计。岳飞也说过：“臣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在后期屯驻江汉成军后，岳家军每月军费约56万贯，稻谷收入最后达18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6]。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屡次命有司和地方官供给军费，有时大军未发，赏赐的钱已准备好了，这种优厚待遇实际上也是一种笼络手段，并且宋高宗无疑意识到：假如缺乏军饷，岳飞自行筹集，那么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北宋时朝廷财政收入颠峰时期在神宗时，岁入6000万贯，而南宋初年仅1000万贯，1157年经过各种开源节流的财政措施，才增加到6000万贯。而以岳家军的年军费就达到近700万贯，可见南宋朝廷当时军费开支之庞大，已算苦苦支撑。
在中央政权财政崩溃、无力供给军饷的长期战争期间，军队只能自行筹集（通常意味着抢劫），由于朝廷不是军队的收入来源，军队的效忠就会转向能维持军费的统帅。例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湘军领袖一直为财政问题烦恼，而军队也具有半私人性质；袁世凯练兵时，也很明白“半私人性质军队对于他们统帅的忠诚，主要靠他们所领到的饷银”；1900年英国海军观察员卜朗登上尉访问张之洞的军队，他听说“只要把饷银发给他们，军队就给张氏打仗，不管他的敌手是谁都一样”[7]。
3历史上的岳家军
岳飞以军纪严明著称，所谓“冻死不拆屋”，但这前提是他能始终保证军队后勤、军饷的供给，否则治军严厉只会逼出更多逃兵。岳飞军原来都是“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只靠严格纪律约束，但仍时有逃兵（如平曹成时，北方人不习南方暑热，至有478人逃亡）。晚清袁世凯练兵时军法也很严，但仍受爱戴，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按时发饷，同时“向他们灌输了忠诚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岳飞当年能保持军纪，一定程度上肯定得益于朝廷的财政支持，而这反过来又阻止这支部队成为对岳飞效忠的私人武装——南宋朝廷后来杀害岳飞、岳云、张宪三人，解散岳家军，而未引起任何骚乱，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初期的半私人武装，还是忠于朝廷的，但如果这种趋势演变下去，就会引发军队的骚乱；如1909年清廷还能罢斥袁世凯，但民国初年类似的行为会引起内战。
战与和
即使是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岳飞的悲剧长期以来也被描绘成南宋政局主战和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8]，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价值对立，没有选择的余地。如上所言，这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上：即抵抗到底必定获胜。但至少在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却远非如此明了——假如抵抗必胜，那么谁愿意担一个投降的恶名？
因此这一点不免有后人强求宋人之嫌，许多人早年在国之将亡的阴影下度过，始终有“救亡”意识，乃不免夹杂自己的感情在内，对主和的贬斥不遗余力。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强烈的单一价值判断：主战光荣且必胜；主和可耻而必败。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简单明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评价说：“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