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金宋

他意谓南宋初年应克复北方，主和者为小人，而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力倡北伐[9]，乃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势，后又遭惨败，实是假借主战之名而谋私利。这一条在历史上的确屡见不鲜。东晋时权臣桓温便以北伐入关中为自己谋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刘裕也是挟北伐胜利之势，篡夺了东晋的皇位。甚至赵宋王朝，当初也是因镇、定二州谎报辽兵南下，赵匡胤奉命率禁军抵御，结果出城二十里，就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了。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评论东晋三次取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南宋初年与金朝的国势对比未必强于当年东晋之与北方，岳飞北伐同样只能暂时收复，难以固守。就这一点而言，宋高宗比岳飞看得更远，而且作为皇帝，恐怕他心里不能不提防有将领以北伐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
1134年宋廷决意灭李成，在岳飞出兵前高宗照例支付大笔军费（60万贯钱），又反复叮嘱不可反击过界，目的只在有限反攻，以战求和，不要全线追击。这也被史家认为过分怯懦，但实际上恐怕高宗有多重目的：不要招致强敌反攻、不要孤军深入、同时防备岳飞积累太多政治资本。当时宋军十分被动，一直是金军具有选择发动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因此辛弃疾1165年奏陈《美芹十论》，认为当争取主动，不要使“和战之权常出于敌”。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10]，尽管他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他对岳飞的叮嘱，正是自己政治考虑的体现。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一旦失去控制，则可能这一点筹码也丧失无余。
此外，主战派也远不见得就一定正确。北宋沦陷时，东京留守宗泽主战，身后留下美名，但宗泽是儒生出身，一如后世的史可法，用兵实不见得强。晚清时书生主战更多，这些言论有时却不免空谈可笑，甚至根本不懂军事，只一味以为忠义在心，所向无敌。主战派完全占据舆论优势的结果就是制造出忠奸对立的观念，以作为军事惨败的解释。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中说到，“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这一解释的内在逻辑是：我们其实未败，只可恨内奸作乱才有眼下的局面，这仍是拒绝面对敌人优势军力的态度。
从这一点上说，宋高宗对整个军事形势比岳飞更为清楚：北伐只能有限出击、以守为攻，将混战局面限制在北方。当然从军事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收复失地”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凝聚人心的口号，但攻守完全要服从于这一政治目的。这就好比黄信介说的：“反攻大陆是能说不能做，台#独是能做不能说。”而岳飞显然过分认真地相信了高宗对收复中原的话，却下意识地忽略了皇帝屡次叮嘱的有限反攻策略。
被低估的宋高宗
宋高宗长期以来是一个中国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11]，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也导致精神不健全。
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1、绍兴七年（1137）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怕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桓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明英宗归国后，其代立的弟弟景泰帝也未主动退位，如能有精明的防范措施，就能阻止其复位；
2、他已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如果说他是被吓破了胆，为求活命而投降，那么即使是白痴也知道，他“卖国”后的下场大致和父兄差不多，倒会死得更快；
3、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桓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但嗣机逃脱。此时，北宋1300多名皇室成员、900-3000名宗室及众多官员、侍从等被掳掠北去。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宋徽宗31个儿子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北宋覆灭，赵构与哲宗所养的孟皇后是唯一幸存的两名皇族。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除赵构之外，当时南方仅有一些旁支的赵氏宗室：如无皇子，淮南知府赵子崧（宋太祖后）很可能被拥立为帝[12]，太宗系已经绝嗣，高宗后来也不得已立太祖系后人。于此可见当时危急的程度。正因此，皇储问题在高宗时期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1137年秋岳飞上书建议立皇储，乃触犯了最大的政治忌讳。
不妨比较一下后来明末的类似情形：李自成大军将破北京，但任何建议皇帝出逃或太子南下的举措，却被群臣一概曲解为不忠。崇祯帝恼怒之下拒绝南迁，也不派遣太子去南京继续抵抗，结果有利于满清相对完整地接管了中央政府，导致皇族之间继承关系的不明，旁系的诸多宗室派系倾轧，最终被清军各个击破。“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魏斐德《洪业》）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这个问题在南明亦极为严重，所谓“朱三太子案”等），如果没有一个关键的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是很可能会崩溃的。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
历史学家常常也会有一些预设立场。邓广铭《岳飞传》中竭力驳斥李成伪军与杨幺起义军有合谋，实际上按当时形势，不无可能，但却显然不符合现在的政治正确性。太平天国李秀成投诚，在其供状中态度卑下，史家不断为他辩解，以为那只是为东山再起的不得已战术性言辞；而宋高宗对金称臣，却似乎没有史家认为他只是忍辱负重的战术，而群以为可耻之极，是其投降路线的铁证。且不论这些言辞，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家法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定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1071-1073年，王韶对西夏作战，王安石力排众议，付以王韶相机处理前线军务的全权，决不遥制。取胜后，神宗也对王安石极为嘉奖，但对王随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进军的建议，却一直不予采纳。1081年神宗发动西北五路大军会攻西夏灵州，每路各有统帅，却不设主帅，大帅实际由皇帝承担；结果以粮草不继、指挥不统一而被各个击破[13]。
从这些事例可看出赵宋一贯的猜忌武将传统，王安石进军西夏本土与岳飞收复中原的建议，在皇帝看来都是臣下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野老记闻》）
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宋廷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1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一些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当时南宋各大将，也无不贪财好色，这些人或许战斗力不强，但朝廷却大可放心认为他们没有政治野心。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陶元珍认为岳飞之死恰在于好学、清廉、得民心，的是高论。这些都是触犯当时赵宋家法的性格特征。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故事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这一点在我们回顾他的一生时不断起到印象加固和证实的作用。这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当认为邻居偷斧时，觉得处处可疑；但已知他没偷后，回顾前事，觉得他事事清白。所以问题在于：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