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资本王朝

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
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
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
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发钱二贯，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多尔衮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清实录》载称：“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全国民怨沸腾，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旗绅衿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