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我总是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所发表过的讨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论文都是跟当前政治有关。 
    1982年以后我先后多次回大陆，主要是参加一些研究性质的事情。有几次回四川及重庆，跟老家的人团聚。奇怪的是，我们很少谈及我们的家事。记得我读初中时，当时家在重庆的井口，我父亲买了一个农场，里面多半是果树，有苹果、桃子、蟠桃、柠檬等等，现在都没有了。也许是不愿意再揭疮疤，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过去的苦难太多了吧。 
    我父亲1984去世，我母亲1987去世。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董保和（妹），董保峨（弟），董保嵋（妹）。董保嵋是临床心理专家，于1996年因肝癌去世。我们都是在1951年感恩节那天到的美国。 
    我父亲共有四兄弟，他是老大。老二董时敏，也就是在重庆的董保静的父亲。你看《两户人家》中董可法（即我父亲）的兄弟们，可以了解一些。此处我不愿意多说。老三董时恒，重庆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在成都的西南体育学院任教。四年前在成都去世。老四董时光，极为严肃，也有幽默感。解放前曾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他曾在西南联大学医，可是受不了解剖尸体，就转入成都华西大学改学教育。大概在1847年左右去美国Colorado大学留学。之所以选择Colorado 大学，主要是因为一首歌，“Moonlight on the River Colorado, how I wish that I were there with you……”叔叔这个罗曼蒂克的理由，我从未和人谈起过。大概只有我知道，我是跟他学的这首歌。他最后的人生你知道。 
    和我父亲一样，大陆改革开放后，我的看法变了很多。可是近两年来，我在网上看到太多负面的东西。像我这样生活在海外的人，只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对于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学者谢泳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他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1）
     
    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早在古罗马时代，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要到城外去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贵族与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脸堆笑追上平民议和，平民随机提出要求，有权否决元老院决议的保民官制度即是由此而生。 
    幸福，首先源于可以选择。一个人有可选择的权利，也就有了谈判的权利。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生活与人类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出埃及记”、“出罗马记”，还是我即将展开论述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尽管迄今为止，自由迁徙的权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得而复失，尚未重新成为一项宪法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将要描述的“出乡村记”里的自由内涵势必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中国人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农民该不该拥有土地？”支持者多半认为那些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国家理应归还地权。而反对者里也有不少替农民与政府“着想”，比如“有些农民孩子要读书，但手头没有钱，他要卖地；有些农民赌博赌输了，他要卖地，甚至卖宅基地、卖房子；把土地卖掉的农民就会成为失地农民，如果失地农民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动乱之日就在眼前了，这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李昌平同样担心农民会卖掉土地换酒喝。 
    大凡神志清醒者，都知道这种担心只是酒话——凭什么断定农民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与财富？天底下，因为赌博而卖掉自己的土地者又有几人？ 
    上述争论并非本节讨论之重点。考虑到五十年前农民土地的得而复失，五十年来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各色帝王及其走卒对农民与流民的严苛控制，在此我更想说的是，在农民与土地之间中国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需要解答，即“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 
    普天之下，莫非民土 
    我曾对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今日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莫非王土”与“莫非国土”实乃土地所有制上的两个极端，前者土地属于一人，后者则属于所有人，但终究都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不是属于具体的个人。当农民失去土地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的是双重剥夺：一方面，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继而实际上为国家或者政府所有；另一方面，因为严厉的户籍政策，他们不得不困守故土，真的变成“土地拥有农民”了。此时，农民已经成为帝国土地上的附属之物，即我说的“帝国稻草人”与“帝国不动产”。 
    不能离开的天堂是地狱。没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历代帝王的“地盘政治”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既然皇帝乐意如此“家天下”，乐意把有限政府变成“无限政府”，自然要担负“无限责任”。也正是这个原因，每逢改朝换代、王权破产清算之时，昔日莺歌燕舞的宫廷立即变成人间地狱，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一夜之间所有政治权谋都开始让位于自由落体等力学定律。同样，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政府过度集权也会面临这种危情。关于这种危险以及有限政府的好处，清末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察觉。1906年8月，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归来时曾递交《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折中提到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利。其中第一大利便是“皇位永固”：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2）
     
    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既偶有行政矢宜，或议会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至于那些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们，不仅要随时承受来自权力的种种侵害与剥夺，同样因为不许自由迁徙而丧失最后赖以自救的权利，其危险好比当一只船即将沉没之时，船上所有的旅客竟被禁止弃船逃生。 
    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里感慨人变成农民后就像变成了一株植物：“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其实，人对土地的感情是一回事，自由又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谁天生是权利上的“植物人”——如果社会足够开放，如果农民的地权能被承认与保护，如果农民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土地甚至弃地而走（如旅客在紧要时“弃船求生”），他们就会恢复“人挪活”的本性。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境遇就不再是“土地拥有农民”而是“农民拥有土地”了——正如是公民拥有国家，而非国家拥有公民。 
    逃亡满天下 
    说到农民进城，很多人都会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工潮。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便已经开始关注当时的“民工潮”。根据1923～192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的离村平均数为％，而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有了大幅攀升。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到1935年，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四项合计达％，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而到别村务农或垦荒的为％。（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转引自《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 
    1923-1925年不同地区农民离村规模比较 
    地区        全人口       离村人口       离村人口率 
    (人)           (人)            (％) 
    江苏仪征    2084            30             
    江苏江阴    3414            80             
    江苏吴江    1372            67            8 
    安徽宿县    3478            105            
    山东沾化    5857            513            
    直隶遵化    9085            241            
    直隶唐县    6177            281            
    直隶邯郸    4236            77             
    直隶盐山    803             70             
    浙江萧山    10355           795            
    和今天一样，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独立评论》的老作者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