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直到十二日日军进城以前，还是如此。偶尔也有抢掠的事情，但限于少数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尤加注意保全。十日之前，我们还有自来水，十一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日军进城那一天，电话始告中断。日军轰炸似乎也不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时的南京还相当安全，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不胜有天堂地狱之感。固然，我们也有若干困难，米堆储城外，车夫要到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米，不是儿戏的事情，一个车夫给弹片击伤一目，有两辆卡车曾为军队扣留。不过比较以后所遭遇的困难，那就毫不足道了。    
    “十二月十日，难民潮涌而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他所有学校，都已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日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隐约可见。重炮不断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早上，难民区的南端落了几个炮弹，在福昌饭店附近死了约四十人。我们的稽查员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史波林君(Eduard Sperling)住在福昌饭店内，受了微伤。美国炮舰巴奈号溯江而上，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权利。    
    “我们二十七人留在南京，包括美侨十八人，德侨五人，英侨一人，奥侨一人，和俄侨两人。巴奈号炮舰上，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汽艇上，以及其他船只上，载了一批外侨驶向长江上游，他们都盼望能够早回南京。可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十二日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中的公事桌上埋头工作，我们的总办公处设在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很舒适，而且有南京最考究的防空壕。    
    “过去两天内，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上翱翔，炮火也异常猛烈，墙坍垣倒，城南的损害，实异常惨重。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虽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很大的。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之役，牺牲了四千人。    
    “中国军队在十二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动，唐生智将军曾请求我们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史波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复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吊上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而最为凄惨的景象则在江边。如痴如狂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民船是倾覆了，沉没了，许多人是这样溺毙了。许多人想用木筏渡江，结果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许多人是逃出险境了，但一两天以后，他们也许又遭遇日机的轰炸。    
    “有三连士兵在长官指挥之下，越过离南京以上三里的三汊河，迎击前进的大队日军。可是，因为人数相差过巨，他们差不多全被歼灭，能够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人，而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的兄弟。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面述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想泅过三汊河渡江，后者是溺死了。在黎明以前，他偷偷地攀墙入城。    
    “南京愉快的，和平的，有秩序的，以及进步的局面，是这样暂告结束了。日军已经控制南京，恐怖、毁灭和死亡，随之而来。日军第一次侵入难民区是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我和两个委员去招待他们，他们似乎初无恶意，可是几分钟以后，他们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二十个难民。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枪杀，这似乎已经成为日军的定律。    
    “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呵!    
    “炮火尚未全息，不过落到难民区的炮弹很少。我们的院子里曾落下若干弹片，鼓楼医院的威尔逊(Robert  O. Wilson)医生在手术室里，险为弹片所击，一个炮弹穿过金陵大学的新宿舍，但并无死伤。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经起火了，但是否中弹起火，或为中国军队退却时放火焚烧，则不得而知了。    
    “十四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惟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日军从我们的收容所拉去许多难民，最初我们以为是充夫役的，但他们一去就无音讯，恐怕永远不会重返的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随从，在我的办公处整整花了一个钟头，研究“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到底在什么地方。日本兵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想偷我们的汽车，在别处我们的确有三辆给他们偷去了。桑纳牧师(Hubert L.Sone)离开他的房屋不到五分钟，日本兵就把他屋上的美国旗扯去，扔在地上，敲碎窗门，驾车逸去。他们又想偷我们的卡车，结果也给他们偷去两辆。因此我们以后便派了两个美国人驾驶汽车，为难民运输米和煤，他们对付日本偷儿的经验，可以写成很有趣的故事。日本兵还强抢鼓楼医院女看护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F.Tirman Durdin)那一天动身赴沪，但到了句容就被迫折回南京，芝加哥日报记者史蒂尔(Archibald S.Steele)从江边回来报告，许多日本驱逐舰已开到南京，一个日本军官告诉他巴奈号炮舰沉没的消息，他没有说起其他船只被击沉的消息。巴奈号上的朋友们，曾竭力劝我们乘舰同去，临行时还留下许多绳子，备我们悬城而出，现在巴奈号遇炸，我们却尚平安无事，想起来不免滑稽。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Lewis C.C. Smythe)两君，访问日军司令部，欲见负责长官，请求阻止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但长官尚未进城，须等到明天。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无益的。    
    “星期三，我回去视察我的住宅，已门户洞开。因为有一个日本海军的参谋人员等候着，所以我无暇细看，我便拜托另外一个在那里值勤的下级军官代为照顾。海军军官对于巴奈号惨案，表示深切的遗憾，但也不知其详。他说留在南京的外侨如欲赴沪，海军方面很愿派舰送去，并愿代发纯属私人事件的无线电。我交给他一个很简短的电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Wiibur)，南京外侨均平安，望转告各方。同时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外，其余都欲留在南京，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驾着汽车送他回舰，但半路上，就给一个陆军军官阻止，他说那边还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我们停止的地方恰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正在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为了这原因。于是关口不得不走回濑田舰。但那一天下午我仍设法到下关，我是和路透社的斯密士(Smith)和史蒂尔两君同行的，他们去乘日本的驱逐舰赴沪。一路之上，尸骸累累，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心触目，难于描写，使我永不能忘。    
    “到了下关码头，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两君已经先到，他们也往上海去。码头上，我遇见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讲起巴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形。我请他同车进城，在城门口又被阻止，守兵坚不许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虽然我出城未久，也碍难通融。冈村代为解释，仍不得要领。冈村乃先行进城，到司令部给我设法弄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足足等候了一个半钟头，城门口臭味扑鼻，野狗咬着尸骸。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一千三百人全数拖去，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是谁都能预料的了，用绳子缚着，每一百人缩做一团，戴帽子的，帽子都给他们抓下来，扔在地上，押向刑场前进。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真痛楚极了。那四个广东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还露出很不愿意的神情，他们也算在其内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高大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感到幻灭时所投射的目光，至今还使我不安。他也在其内吗?我不应该说日本人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呵!我们本来相信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会恢复秩序，不料日军的野蛮残暴行为，竟超出了现代文明人的想像之外，而更坏的日子犹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