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攻陷该城，其先头部队为藤井部队。实际上，中国军队对于杭州未加防御。某西人没有离开杭州，致函海外的朋友们，报告当时的情形，以下几段是从他的信里摘录的：    
    “诸位朋友：十一月初头，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似乎并未遭遇抵抗，上海战区内的中国军队受了敌人的包抄，而且浦南又没有防御的设备，因此不得不开始总退却，直到日军于十一月间占领南京后，总退却的形势才终止。我们今天听到失一城，明天听到失一镇，大家似乎觉得只要日军有占领杭州的意思，那是十分可能的。    
    “十二月十九日，谣言甚炽，据说，接无线电报告，浦南中国军队依照预定计划完成撤退步骤后，又与日军奋力战斗了。真相到底如何，大家莫名其妙。直到那一天，杭州附近所有铁路公路上的桥梁完全炸毁，省政府主席、市长及其他官员完全离开，闷葫芦才揭穿。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后，钱塘江大桥和最新式的电力厂也加以炸毁，爆裂声非常巨大，事前曾经当局通告，自来水厂的构件也拆卸破坏，夜间警察撤退。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睁开眼睛时，杭州已经是一个毫无防御的荒凉城市了。    
    “我们曾与中日双方讨论和平占领杭州的计划，据现在的情形看来，除若干难民抢劫的事情外，这计划似乎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当时感觉到：‘我们将受有新式配备的和有纪律的军队统治了，杭州即使在军事占领的状态下，我们以为一切将安好如常。’    
    “日本方面显然知道不会遭遇任何抵抗，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军队进来都是疏疏落落，零零碎碎，既无军事上的秩序，也无军事上的警戒。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他们更像散步一般，三三两两，走入杭州，枪倒挂在背上，没有什么侦察，也没有什么准备，什么都没有。这样街道上便逐渐出现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步兵，精神非常疲乏，来往徘徊，寻觅食物!    
    “联队长到达杭州后，我们就去拜访他，并表示愿意合作。他命令杭州的父老征集粮食，但因为过去两天已发生抢劫，故不易办理。我们和联队长谈话时，听到日本兵枪杀两个平民的报告。原因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懂日本兵说的话和写的字，转身就跑，还有一个人看见了日本兵想逃走，据说这一个日本兵能讲中国话，他讲了‘这个人想逃走’的一句话后，就开枪射击!    
    “可是，我们还希望这些只是偶然的单独的事件，晚上，我们睡眠的时候，还觉得长期的紧张局面是过去了，我们使中外女看护冒着许多危险继续为救护事业而服务的坚决主张，总算是值得的了，我们现在只须适应日本方面的统治，可以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照常工作了。我回忆起一九二六年圣诞节的情形，那时我们住在某一省份的旧宅内，北伐军已占领该处，我们预料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以及一般的基督教徒，势将经历一个艰苦的时期。北伐军的一位指挥官却是基督教徒，因此我们不安的情绪宁静下来，恐怖的心理完全扫除。可是这一次我们对于和平的希望，是十分痛心地幻灭了。    
    “圣诞节早晨，我们的希望还很浓厚。八时，我们在医院内举行圣餐式，九时，英侨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病人和另一英人举行庆祝，教堂内七点钟的庆祝，也照常举行，十点钟的平常礼拜，也有许多人参加。    
    “可是，当我从教堂出来，走回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了。街道上到处是游荡的军队，毫无秩序，大多数把枪扛在肩上，一点也没有令人欢喜的神情(行军十天左右的步兵，就是这一副样子)!我转入一条直达医院的大街，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用掘壕沟的工具，轻松地撬着一个小店铺的排门，全部解决，对面显然也有同样的家伙沿街挨户搜索。于是全城抢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昨天我们有几个人还以为我们所设立的收容所也许并无用处，但从今天起，惊怖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都拥到我们的收容所来了。飞机也整天在天空不断回旋，重炮轰击了许多小时，因为日军要扰乱钱塘江对岸的中国军队。    
    “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真正的守护工作开始了。圣诞节之夜，医院的四壁，曾有凝重的撞击声，我们略感不安。二十六日早晨，我便偕史多敦医生(Storion)巡视医院的周围，有没有需要加强防御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东北角时，几个妇女恳求我们援助。我们教她们避到薏兰中学去，那里有一个红十字会收容所，只消走十分钟。她们说红十字会不肯收容她们，语气很坚定，我答应领她们同去。于是她们招呼亲戚朋友和孩子，请我这里等一等，那里等一等，我领了一群妇孺，穿过街道，穿过日本兵的岗位，直到薏兰中学，门外正有约一百个难民，喧嚷着要进收容所。    
    “我教管门的中国人开门，放入我领去四十个左右的难民和挤在门外的难民。管门人说：‘我不能够开门，已经容纳不下了。’我对他说：‘岂有此理，妇女非进去不可，请克兰登先生(Claylon)出来。’克兰登是管理这一个收容所的美国教士。他出来了，告诉我校内已收容难民约八百人左右，但原来计划收容一千人，所以不妨让这一批难民进去。中国职员说开门要小心，否则门外所有男男女女，都将一哄而入。我便对大家说，收容所只收容女人和孩子，门外的女人和孩子都可以进去的，但男人必须让开，站到对面去!他们都十分情愿，服从我的吩咐，约九十个妇孺放入校内。这是我第一次的守护工作。此后数天内，我每天总有两三次要领了因亲自经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各种事情而惊怖战栗的妇孺，送到收容所去，每次十个或二十个不等。这些妇孺多数是在医院方面聚集起来的。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关起外面的大门，由外国人轮流看守。最初两天是我值班的，赫陶医生(Phylls Haddow)和加纳脱女士(Garnett)帮了我许多忙。加纳脱女士后来成为把门大将，一天到晚守在门口，决定谁可以进院，谁不准进院，足足有两个星期。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我走到前门，看见成群的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医院，以求安全。我立刻关上大门，逐渐加以甄别，男的大多数教他们出去，女的则集合在前门边院外病人的讲道所内，然后我领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当时的情景极为凄怆：可怜的母亲带了几个孩子，有的抱在怀里，有的牵衣蹒跚而行，成年的姑娘搂着被褥衣服家用杂器等等的小包小裹。一步一步踯躅前进，每隔几分钟要停顿一次，不使中途失散，慢慢地经过一条条的街道，沿路遇到许多日本兵，日本兵虽然不一定会麻烦或侵犯她们，但她们只要看见日本兵的面目，心里就会恐怖!    
    “惊怖的妇女聚集在各收容所门外，要求保护，一天多似一天。两个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难民一千人，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收容所内的情形，自然是不堪设想。试以弘道女校收容所为例，难民已经是满坑满谷了，已经不再有可以躺直身体的隙地了，然而，一批批的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孩子们，还是拥塞进去，结果三层楼的宿舍内，所有卧室、走廊、甬道、洋台、扶梯边都挤得水泄不通，水门汀地板的大健身房内也挤得密密层层，她们整天整晚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目睹这种情景，谁都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所给予人类的苦痛，然而，收容所里的人还是幸运儿呵!她们吃些什么呢?一天一餐，还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她们的卫生状况怎样呢?只是由于中国办事人员的热心努力，以及中国妇女的明理顺情，才能够勉强忍受下去。我们原来计划四天以后就有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她们已经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妇女仍不能安全回家。    
    “我们规定日常的工作，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史多敦医生一概不管，他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做了下面这许多事情：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入院内，威胁着妇女，‘广慈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日本军官同乘救护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妇女送往离约二哩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慈医院能否相助?’(杭州电话线中断，但广慈医院、天主教堂、之江大学及松木场广慈分院的电话线，仍设法保全，而以广慈医院为中心)。史多敦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Deymies)的嘴巴，仍用枪刺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就把日本兵赶出。于是，史多敦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另一个地方去装柴(希望日军搜索队在八点钟的时候，不会加以‘征发’)，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为了这种事，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随时须出去周旋，不过史多敦医生则专负这方面的责任。赫陶医生忙着照顾医院内的日常工作，寇蒂斯夫人(Mrs.Curtis)忙着照顾从难民收容所移到产科部来生育的许多婴孩，加纳脱女士则忙着管门，看护班学生仍上课听讲，医院的全部工作，治疗和看护伤兵、难民、婴孩等等，都日夜照常进行……    
    “我曾提起火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