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南通山上就有这种性质的纪念碑一块，碑文略谓多年以来，扬子江下游海盗横行，幸赖某某将军奋勇挫贼，故特建碑以纪念之。那时的海盗，就是日本，就是所谓倭寇。沿海各处同样性质的纪念碑，都是表扬驱逐倭寇的胜利的。这一次日本侵略中国沿海省份的暴行，实与过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管日方如何宣传‘圣战’，‘大亚细亚主义’，‘经济合作’或‘反对共产主义’，事实终于是事实，日本这一次的对华战争，照公认的意义讲，并非真正的战争，而是过去海盗行为的重演，不过规模更为广大而已。日本对华战争的特征，是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如果日本确有意思要调整两国的邦交，解消久悬的纠纷，帮助中国民众改进政治经济状况，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就不应该这样放纵军队和浪人摧残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二十世纪的文明国家对于弱小邻邦，应具博爱和人道的精神，日本目前的各种行动，决非文明国家的正常表现，却显示出日本仍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传统观念和野蛮思想所麻醉束缚，一如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战国家盲目推行殖民地政策。    
    “日本人往往自诩对于中国历史富有研究，实则日本的天皇起源说，就是袭取中国周代(纪元前一一○○年到前三百年)的政治理论。周王伐纣，‘受命于天’，就是这种政治理论的骨干。日本虽然袭取了中国政治理论的术语，却未能了解中国政治哲学的精髓，即：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暴。世界的历史昭示我们，武力的统治决不能长久维持，日本却不折不扣采取这一种手段，想把全中国分裂为许多傀儡小组织，而由军队加以控制。日本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虽其军事上的实力优于中国，但无法阻止军队的劫掠暴行，使胜利成为劫掠暴行的别名。中国文化和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永存不朽，实因中国人民普遍相信统治者‘受命于天，为民造福’。日本一方面向全世界宣扬对华战争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失去了约束的士兵和浪人却在行动上给予全世界以这样的印象!整个行动不过是恶魔的一种阴谋而已……”    
    以有组织的步骤来破坏、劫掠并焚毁中国人的财产，从新式的工厂到农民的茅屋，这是日军在华恐怖行动的另一方面。日本是以这种方法来“膺惩”“顽强的中国政府”和“无纪律的中国军队”的。
第三部分 劫掠·屠杀·奸淫第18节 几点概括的观察
    在前几章内，作者致力于搜集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以及若干通讯社和报纸的记录，尤其是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构成本书的主体。作者根据这些材料以及过去三十年间在远东的个人经验，在这最后一章内，表示几点概括的观察。    
    关于日军侵略中国，占领扬子江三角地带，以及最后占领南京的种种暴行，全世界的报纸都以显眼的地位登载。不过，关于奸淫掳掠残虐野蛮种种暴行的报告，是否能够从最可靠方面，获得目击者的直接叙述，来源确鉴的照片和正式的文件加以证实，这是一般人所欲提出的问题。    
    本书的正文及其附录，包罗种种暴行的具体材料和凭据，因此，本书出版以后，所有怀疑皆可一扫而空了。    
    但列入本书的许多材料和凭据，仅足以代表日军侵华整个暴行的横断面。为了篇幅上的关系，许多宝贵的材料，作者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读者须明白记取，本书内所搜集的材料，其范围仅限于若干较大的城市，且有中立的外国人身历其境。在被占领的整个农村区域内，发生同样情形，直接影响着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情形也“罄竹难书”。此外，对于日军如何以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来破坏中国的工业，摧残文化机关和医院，焚毁一般的产业(从贫陋的草棚到华丽的巨厦)种种暴行，本书很少提及，这些大多数是被占领以后所发生的情形。    
    日本当局仅空洞表示那些报告未免言过其实，对于日军在南京和各处的暴行，并未严加否认。良善的日本人曾在非常秘密的机会中，承认那些报告的真实性，深感惭愧。日本官方则似乎以下列两种理由，为自身辩护：第一，这些是单独的偶然事件；第二，在别的战争中发生同样的事态。据日方在上海刊行的宣传小册子“中日战争的老实话”表示：“即使承认日军确有若干暴行，承认日军和外侨间确曾发生某种偶然事件，这些暴行和偶然事件所牵涉到的士兵，和在中国作战的全体日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是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鉴于日本军队之多，难道这就算大规模的不良行为吗?任何公正的人士都将予以否定的答复。”    
    这一种强辩，很像一个撒了谎的人，以“这不过是一次小谎”的理由，为自己掩饰。鉴于确鉴有据的报告之多，可以断定造成暴行的日本兵，占日本在华军队总额的比率，远在百分之一以上，至少当在四千人到五千人之间。假使英国或美国的军事当局发觉其部下四五千人滥施烧杀淫掠，一如前几章所述，必大为不安。假使他们知道许多暴行的发生，曾受军官的指挥监督，这不安的心理必更为增强。    
    如果仍以为前几章所述日军的普遍暴行，仅代表例外，非代表常规，因此对于战争的恐怖和军队的残暴成性，应该熟视无睹，假作痴聋，这就等于否认了正义和道德的根本存在。如果暴行是例外，我们就更易向日方责难，表示我们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如果暴行是常规，我们就更须设法阻止事态的复演。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对于法律道德表示绝对的忠诚，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否则忠诚也就不成其为忠诚了。    
    有人想以“老生常谈”的借口替日方洗刷，表示一切战争均不免产生恐怖的结果。他们似乎忘记了日本在华的行动，尚未经承认为正式的战争，而且受难者主要是非战斗员的平民呵。    
    日军在华所犯种种暴行，究竟是在胜利的高潮中，士兵失去常态所致呢?还是代表日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若干读者会发生这样的疑问。据事实推断，后者较为可信。    
    士兵失去常态的暴行，往往发生于占领一个城市之际，或在疲惫的战争将近结束之时，这些暴行虽仍难加以宽恕，却不难明了其情形。但日军的暴行，试以南京为例，则继续了三个月，直到作者于四月间离华时，尚未完全终止。    
    因此，据我们推断，非一部分日军失去了控制，就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希望以恐怖手段，达到使中国民众畏惧屈服的目的。不管前一种结论是对的，或后一种结论是对的，这两种结论同样令人感到苦痛，此外又找不出第三种结论。日军如果侵略任何国家，显然也将采取同样手段，对于这一点，似乎也找不出可以怀疑的理由。    
    大家认为这一个时代是日本觉醒的时代，一方面接受西洋文明而高度发展，一方面则自诩其固有的旧文化。可是，祸根就含蓄在这一种假定之内，目前的远东正受累无穷。    
    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远东危机》(The  Fareastern  Crisis)一书中称：“在美国政府看来，日本是一个友好的，强大的和敏感的邻邦。它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从军阀专政的封建岛国，一跃而成为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在若干具有深谋远见和老成持重的政治家的领导之下，它以惊人的速度，消纳并融化西洋文明的要素，勤劳而聪明的人民在实际技术方面，在工业方面以及在商业方面，获得伟大的进步。工业方面的发展也逐渐孕育了政治社会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日本的宪法采取议会政治的特点，人民逐渐获得参政权。”    
    这不仅是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看法，也是西方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日本的看法。即许多中国人也作如此看法。但这完全是根据于事实之表面观察的错误假定，这一种错误假定，形成远东政治的一般概念。所以史汀生在该书中接着又说：“产业革命使日本的经济社会条件，发展甚速，同时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也随之俱来，但这些条件和思想仅局部地修正了日本军国主义原来的优点和弱点。日本的政府现在仍然反映着东方固有的和西方输入的两种势力，这两种势力尚未能完全融合一气，还在互相争夺领导地位。”    
    史汀生所说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老实说一句，不过是日本封建军阀独裁政治的工具而已。日本的一般人民，不管是农民或工人，对于自身的幸福，过问的权利仍然很少，几乎和过去一样。日本受着军阀和财阀的联合统治。议会毫无力量，人民没有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没有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宪法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的大权，如有人想到宪法应加修改，就是大逆不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和一九三八年二月间，自由主义的学者、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数百人以及左派议员两人，因“散播反战言论”，先后被捕入狱。    
    日本的统治阶级为消弥社会内部的不安而进行侵略战争。只要征服中国繁荣日本的荒唐之谈有人相信，日本封建的地主军阀集团可能延宕农村的改革，并保全其经济上的与政治上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