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

这是贵族很难对付的“低成本伤害能力”。
  两千多年前的那场失败，迫使当时的领导阶级放弃了“借民力以治公田”的制度，大量的公田转化为私田。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这便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这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革命的制度变迁，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双赢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其实并不神秘，无非是我们熟悉的那一套：“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也就是1978年冒头的大包干——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想象一下那个时代，《诗经》的时代。年轻的恋人们还在彼此思念和怨恨，蟋蟀还是同样地叫着，从田野里叫到屋檐下。人世过去了上百代，但人的本性和蟋蟀的本性一样，并没有多少变化。我们的心和古人的心是相通的。
  那些不通的心灵和思想到哪里去了？那些不肯采纳新规则的人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流派和人物必定会有，不过无关大局。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中只要有一两个认可新规则的就够了，譬如，一个秦国的商鞅就够了。那些冥顽不化之国和冥顽不化之辈最后都被灭了，被淘汰出局了。他们的后勤供应不足，军队的士气不足，国力比较弱，早晚要被淘汰掉。
  刚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曾问过偷懒的社员，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一位贫农反问道：“有我多少？”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这就是在公有制中生活的农人的核心计算。在自留地里，苦干也好，偷懒也罢，好坏都是自己的。在集体的地里则不然。譬如大寨有80户人家，你刨80镐，才有一镐是给自己干的。反过来，你偷懒少刨80镐，自己才承担了一镐的损失，其他79镐的损失可以转嫁给同队社员。激励大寨社员多刨两镐或少刨两镐的力量，从物质利益的角度计算起来，只有自留地的八十分之一，而领导们的感召力和威慑力又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份，这便是大寨道路让位给大包干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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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用暗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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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祖先还从信息或监督成本的角度说过另一层道理，《吕氏春秋·审分》云：众人共同耕种一块土地，集体耕作速度就慢，因为有办法隐藏偷懒。分地后干活就快了，因为无法偷懒了。（原文：“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毛泽东统帅着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一路阳刚纯取攻势，既要清除小农，又要彻底改造人心，试图创造出一套新价值观和计算得失的方式。当时宣传得铺天盖地，灌输得无孔不入。不过二十多年，许多东西就好像《诗经》中的故事了。
  注1、在修改本文的时候，读到郭于华介绍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的文章——《“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暗器”的提法深受她这篇介绍文章的影响，特此致谢。
  注2、甫田即大田（毛亨、朱熹），大田为贵族所有（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华锋等《诗经诠译》，大象出版社，1997）。《诗经·小雅·甫田》中对甫田上的劳动场面和劳动关系的描绘也支持这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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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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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安定门外的地坛是明朝修建的，当时叫方泽坛。方泽坛西门外的官街叫泰折街，即如今的安定门外大街。明朝的时候，商人们在官街旁搭了一些棚子做生意，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临时建筑。同今天一样，这些临时建筑随时面临着被官府拆除清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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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伙生意：商家膏血招来的风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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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北京安定门外的地坛是明朝修建的，当时叫方泽坛。方泽坛西门外的官街叫泰折街，即如今的安定门外大街。明朝的时候，商人们在官街旁搭了一些棚子做生意，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临时建筑。同今天一样，这些临时建筑随时面临着被官府拆除清理的风险。
  按照嘉靖之后的惯例，明朝的皇帝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崇祯十三年阴历五月三日为夏至（1640年6月21日），阴历四月二十日，司礼监太监派了两个宦官到工部营缮司，向该司主管道路的杨所修主事（近似如今的处长）传达指示，凡皇上所经之处，排棚、接檐、榥竿等一律拆除，以肃观瞻。杨主事向各坊（近似如今的街道委员会）发出通知后，担心执行不力，又亲赴现场督办。
  据杨主事说，尽管都市之中居处鳞集，大家还是遵守规定拆除了临时建筑。但是，在方泽坛泰折街的牌坊对面，偏偏有一座高架脊棚，侵占官街，棚上有黄纸大书：“司设监堆设上用钱粮公署”。
  这几个字，在当时人看来非同小可。司设监是皇宫内廷的二十四衙门之一，专管御用的仪仗帷幕等物，黄纸上也写得明白，这里堆设着皇上用的东西和钱粮。有此一纸坐镇，谁还敢动这棚子一根毫毛？
  但是杨主事又说，他进去看了，里边并没有堆放“上用钱粮”，只是一家开张的烧酒杂货店，店主是铺户赵二。所谓铺户，大体就是如今的工商个体户，他们无权无势，是太监、官吏和衙役们敲诈勒索的常规对象。
  就在杨主事在棚子里追问店主的姓名身份的时候，一位宦官挺身而出，神态倨傲地反问杨主事是什么身份，同时又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司设监管理官陆永受。陆太监宣称，这棚子就是为圣驾往返准备的，如果拆除，万一皇上怪罪下来，谁来负责？
  杨主事并不好吓唬。他和颜悦色地请陆永受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职务，然后劝说他不要插手此事，最后硬是不买太监的账，逼令赵二立即拆除高架脊棚。杨主事有备而来，身后又有衙役助威，说拆便拆，哪里肯与赵二罗嗦。
  二
  以上故事出自杨所修自己抄录的劾太监题本，见于（清）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卷二，我的转述近乎逐字逐句。至于赵二与太监究竟是什么关系，赵二的那张黄纸是怎么弄来的，陆永受掩护赵二的动机何在，原本并无说明，我也无从考证。不过，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卷七中又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一个参考。
  姚元之说，听说明朝在严嵩当政的时候，“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
  这里需要解释两句。严嵩是大名鼎鼎“奸相”，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人阴险，无人敢惹。质库是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当铺，这个行业在唐宋时代便相当发达了——别看老也长不大，我国金融资本家的历史居然悠久到一千多年。而所谓程仪，则是明清流行的礼节或陋规的一种，即以路费的名义送上的礼物或贿赂。那两句古汉语的意思是：如果能让严府的人持严嵩的名片来拜访一次，当铺愿意献上三千两银子作为路费。
  三千两银子是什么意思？在严嵩当政时代（1550年前后），一两银子能买两石大米（注1），依据粮价折算，这笔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多万人民币。这个数太大了，即使从北京到南京坐马车走一个来回，也用不了这笔钱的一个零头。那么，这笔钱的整数部分究竟买了什么呢？姚元之说了，买的是“免外侮之患”的能力，也就是消灾免祸的保险单，更准确地说，是通过贿赂弄来一张吓阻豺狼的虎皮。汉语中找不到描述这种交易的体面词汇，“程仪”二字虽有“以点盖面”之嫌，古人在遣词造句时的苦心却不难理解。
  姚元之说他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亲眼见过这张虎皮。那是一张五寸长的纸片，满满地写着“嵩拜”两个颜体字。南京“松茂”号当铺把这张虎皮当作古玩收藏。遥想当年，严嵩显赫一时，大小官员的前程甚至生死都在其掌握之中，而他又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家伙，某官吏看到这张帖子会有什么想法？他当然有理由推测，这家当铺或许与严嵩有金融往来关系，至少能与严府说上话，当铺有如此硬的关系，还是不要敲诈勒索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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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伙生意：商家膏血招来的风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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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嵩晚年失宠，威风不再，那张虎皮吓唬人的有效期最多不过二十年，每年分摊的吓唬费高达五万元人民币。这五万元花得值吗？即使可以有效地吓阻豺狼，吓得住狐狸或豹子吗？
  我在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上读到过一个向当铺勒索陋规的故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当知县，遇到了三件要花钱的事：一是宁波新知府到任，二是浙江巡抚（省府一把手）到宁波阅兵路过慈溪，三是浙江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到宁波监考途经慈溪县境。遵循潜规则，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偏偏县财政紧张，拿不出钱来。财政方面便向段光清请示，说慈溪有一个惯例，城乡各当铺此时都要帮贴费用，是否发文催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