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明史》说，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据《万历野获篇·大臣用禁卒》记载，明朝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三十余人。结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于是皇帝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十二人。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这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挑剔？这挑剔相当于一道限制裁员资格的高门槛，偌大的官僚集团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讲了一个镇党委书记清退临时工失败的故事，大标题是《惩治腐败裁减官员实施新政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董阳43岁，调至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当书记11个月，清退了48名临时工。这关系到临时工的饭碗，也关系到把临时工塞进来的人物的脸面。结果本镇干部18人联名上书，要求将他调走，上级果然就将他调到区科技局当局长，手下有一个兵，享一份闲差。调走董阳的理由是：他是好干部，但不是好书记。
  为什么古往今来总是这么难呢？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引述了白员的一段话，其中大有深意。超编数倍的容城财政所在上级的压力下准备裁员，被裁的人放出话来：“进容城财政所都是花了钱的，少于三五万进不来。现在要我们走？没门！”
  我觉得这话很在理。三五万不是小数，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资，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资，你说两句话就不算了？这不是没收土地搞土改吗？非要没收，你就要准备闹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别指望某个阶级会束手就擒，平白让你消灭掉。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前辈动用军队的境遇，也比较容易理解如今董阳和李昌平们的下场。在李昌平笔下，裁减容城财政所白员的努力最后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陆续回来了，真正被挤走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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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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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退一步天地宽。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更何况，白员的那三五万元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是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谈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没有考虑上级和皇帝的要求，也没有考虑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假如官吏们执法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反之，如果执法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还得不到上级的奖赏，那么，皇上下达给官员的命令就近似一纸空文。清朝人刘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坏，就把高官不肯真正执法限制白员说成首要原因。他说：四川吏治之坏，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有多么邪恶，关键是官员太多。为什么多呢？因为违例。敢违例吗？大官容忍这么做。大官中没有一人认真办事，明知其违例也不肯处理。
  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五杂俎·事部二》这样介绍这套通行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振刷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禁止馈送、禁止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六、百姓监督的利害计算
  从理论上说，真正能阻挡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员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众保护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变成涓涓细流。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近似县法院）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近似县财政局）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满门抄斩！
  群众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历史记载不多，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零星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还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他说，乐亭县（今河北乐亭）的主簿（县府三把手）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统管全县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领导）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四十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十四岁读书，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
  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笔下的那些酒店老板被逼停业，他们一定会打听一下停业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确认不合法，倘若可以确认是差役害人，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把害人的家伙绑缚进京。不过我要强调这仅仅是可能，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条件。
  首先，打听信息是有费用的，到县城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并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官吏衙役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我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状是一面之词不可信，抓来了被告他就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级官员向来把百姓踢来踢去的当皮球，抓了几个他们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们就不踢我们了？万一他们再把我们踢回四川却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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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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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当。政府征税，雇佣了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了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朱元璋指望老农民把这一切都承担起来吗？如果他们真来承担的话，恐怕比承担贪官污吏的侵害还要倒霉。而且，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生命危险，难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毙，让你捉去灭族吗？
  总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众监督”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或许可以解决一些值得拼命的大问题，但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单独哪个都不值得拼命的一大堆小问题。
  另外，群众监督还有并不干净的一面，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不会陌生。朱元璋讲过某些刁民如何滥用这种权利的故事，如何借机横吃横喝，到人家杀鸡宰羊，敲诈勒索，如何拿获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这倒也罢了，反正可以降低贪官污吏和白员们的收益。问题在于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拿着牌票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251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我们可以想象，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